河南省政府


河南省《退伍义务兵安置条例》实施细则
省政府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退伍义务兵安置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退伍义务兵，是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服现役期满(包括超期服役)退出现役的人员以及服现役期未满，因下列原因之一，经部队师(旅)级以上机关批准提前退出现役的人员：
(一)因战、因公负伤(包括因病)致残，部队按评残规定评定伤残等级，并发给《革命伤残军人抚恤证》的；
(二)经驻军团级以上医院证明，患病基本治愈，但不适宜在部队继续服现役以及精神病患者经治疗半年未愈，且有详细病历的；
(三)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或当年民政部、总参谋部规定，部队编制员额缩减，需要退出现役的；
(四)父母等家庭主要成员伤亡病残，非本人退伍不能维持家庭生活，经家庭所在地的县(市、区)民政部门和人民武装部证明，需要退出现役的；
(五)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因国家建设需要调出部队的。
第三条 退伍义务兵安置工作必须贯彻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原则和妥善安置、各得其所的方针。
第四条 退伍义务兵安置工作，在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下进行。
县以上人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设置复员退伍军人安置领导小组，下设复员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配备与任务相适应的专职人员，负责办理退伍义务兵接收、安置的日常工作。复员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设在民政部门，办公费用由同级财政解决。
人民武装、计划、劳动人事、财政、物资、公安、粮食、卫生、交通运输等有关部门应协助民政部门做好退伍义务兵的接收安置工作。
第五条 接收退伍义务兵的时间，按照国务院、中央军委当年的规定执行。因气候或地理原因，经国防部批准提前或推迟退伍的，可相应提前或推迟接收。
第六条 退伍义务兵回到原征集地时，当地人民政府应认真组织有关部门接待，在主要车站设置临时接待站、中转站；义务兵退伍期间，交通运输部门应保证退伍义务兵优先购票，优先乘坐车船，优先托运行李，优先中转换乘。
第七条 退伍义务兵回到原征集地三十天内，持退伍证和部队介绍信到当地兵役机关办理预备役登记，然后向复员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报到，凭复员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的介绍信办理落户手续。
安排工作的退伍义务兵，到工作单位报到前，须到原登记的兵役机关备案。
第八条 退伍义务兵原是农业户口的，由当地复员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按下列规定安置：
(一)在服役期间荣立二等功(含二等功，不含集体功，下同)以上的以及由大军区、中央军委批准获誉称号并分别授予二级英雄模范奖章、一级英雄模范奖章的，应当安排工作，转为城镇户口；
(二)对确无住房或者严重缺房而自建和靠集体帮助又确有困难的，省、市(地)、县(市、区)的计划、财政、物资部门每年应按国家规定安排一定数量的建筑材料和经费，其经费和建筑材料指标，由当地复员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掌握分配，不得挪作它用；
(三)对有一定专长的，应当向有关部门推荐；
(四)各用人单位向农村招收工人、招聘干部时，在同等条件下应当优先录用退伍义务兵。对在服役期间荣立三等功、超期服役的退伍义务兵和女性退伍义务兵，应给予适当照顾。
第九条 原是农业户口的退伍义务兵，具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由当地复员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按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安排到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工作，转为城镇户口：
(一)自幼失去父母，由国家或乡、村基层组织照顾抚养长大的孤儿，并在服役期间经部队批准结婚，其爱人系城镇职工和城镇户口的；
(二)服役期间，经当地公安机关批准全家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的；
(三)服役期间，经部队批准全家随军的；
(四)在保卫国家安全中牺牲的烈士，其兄、弟或姐、妹接替入伍的。
第十条 原是城镇户口的退伍义务兵，服役前没参加工作的，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实行按系统分配任务、包干安置的办法。各接收单位(含中央驻豫和省属单位)必须接收、妥善安排。因接收单位推拖造成退伍义务兵不能按时上岗工作的，由接收单位补发自复员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开
出安置介绍信之日起的工资。具体安置按下列规定办理：
(一)每年退伍义务兵回到原征集地前，由省、市(地)、县(市)按管辖范围分别下达预分劳动指标。退伍义务兵回到原征集地后，由当地复员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按计划指标进行分配。各部门、各单位凭复员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介绍信，接收安置退伍军人，待国家计划下达后统一结算；


(二)在部队获得大军区(含大军区)以上单位授予的荣誉称号和荣立二等功以上的，安排工作时，应优先照顾本人特长和志愿；
(三)在部队被培养成为有一定专业和特长的，安排工作时，应当尽量做到专业对口。
第十一条 原系城镇户口的下列人员，复员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不负责安排工作，按社会待业人员对待：
(一)无正当理由，本人要求中途退伍的；
(二)被部队开除军籍或除名的；
(三)在部队或者退伍后待安排工作期间犯有刑事罪(过失罪除外)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
(四)入伍前有严重问题，不符合《关于征集兵员政治条件的规定》，到部队后被退回的；
(五)非农业户口占农业户口征兵指标入伍的；
(六)在部队被处劳动教养期满后中途退伍的。
第十二条 退伍义务兵入伍前原是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正式职工，退伍后原则上回原单位复工复职。对于因残、因病不能坚持八小时工作的，原工作单位应当按照对具有同等情况的一般工作人员的安排原则予妥善安置。原工作单位已撤销或合并的，由上一级机关或合
并后的单位负责安置。
第十三条 省复员退伍军人安置领导小组可根据全省情况，调部分城镇户口的退伍义务兵跨市(地)安置。各接收退伍义务兵单位所在的市(地)、县(市)公安、粮食部门凭原户口所在地复员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的安置介绍信和接收单位的证明办理户口、粮食关系。
第十四条 退伍义务兵接到安排工作的通知后，无正当理由，经教育逾期半年拒不报到的，复员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不再负责安排工作，由当地人民政府按社会待业人员对待。
第十五条 特等、一等革命伤残军人，由国家供养终身。本人到原征集地城镇或配偶居住地城镇安置的，允许将其配偶及未婚子女的农业户口转为安置地城镇户口；回原籍农村安置的应予鼓励，并按有关规定给予照顾，其配偶及未婚子女可转为非农业户口。需要安排其配偶工作的，劳
动部门应按有关规定安排。需要建房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按规定给予解决。
第十六条 因战、因公致残的二等、三等革命伤残军人，原是城镇户口的，由原征集地的复员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原是农业户口的，原征集地有条件的，可以在企业、事业单位安排适当工作；不能安排工作的，由民政部门按规定增发伤残抚恤金，保障他们的生活
。
第十七条 对在服役期间患有精神病的退伍义务兵，按下列规定办理：
(一)当年退伍病情较重，需要住院治疗的，由部队与原籍卫生部门联系及时安排住院治疗。住院期间的医疗费由病员原籍市(地)卫生部门报销；生活费和出院返乡的路费(包括医院派人护送的路费)由病员原籍县(市)民政部门报销；
(二)病情较轻的，由部队直接与病员原籍县(市)复员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联系，护送回原籍，妥善安置；生活确有困难的，由当地民政部门按规定酌情给予补助。
第十八条 退伍义务兵在服役期间，家庭由外省迁入我省，退伍时要求到父母户口所在地落户安置的，经省复员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审批，由有关市(地)、县(市)复员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接收安置。
家庭住址在省内变迁的，由有关市(地)复员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协商接收安置。
第十九条 退伍义务兵入伍前原是学校(含中等专业学校和技术学校)未毕业的学生，退伍后要求继续学习而本人又符合学习条件的，按照《条例》第十二条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退伍义务兵报考高等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在与其他考生同等条件下，应优先录取。
第二十一条 退伍义务兵从兵役机关批准入伍之日起至部队批准退出现役止，为服现役的军龄，满十个月的，按周年计算。退伍后新分配参加工作的，其军龄和待分配的时间应计算为连续工龄。入伍前原是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其入伍前的工龄和军龄连同待分
配的时间一并计算为连续工龄，享受与所在单位职工同等待遇。
第二十二条 模范执行《条例》和本细则，在退伍义务兵安置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或个人，由当地人民政府或复员退伍军人安置领导小组给予表彰。
第二十三条 违反《条例》和本细则的单位或个人，由当地人民政府给予通报批评，并责令其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由监察部门查处；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本细则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省民政厅负责解释。




1989年9月23日
社会是人的载体，人是社会的影像，不同的生活场域塑造着不同样态的人，而不同样态的人又归属于不同的生活场域，因此，政治社会塑造并需要的是“政治人”，法治社会塑造并需要的是“法律人”。由于法治社会奉行着一套与政治社会迥然相异的价值理念和治理模式，所以法治状态下的法律人便与政治状态下的“政治人”在思维方式、行为模式、价值追求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从政治社会起步逐渐向法治社会迈进的国家来说，注意消除法律中的“政治人”影像并最大限度地使之以“法律人”模式来设计各种制度则是法治实现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一、政治社会中“政治人”

　　“政治人”是与政治社会联系在一起的。政治社会是一种以整体利益为价值取向、以政治为治理手段，一切以政治为主导，一切为政治服务的社会。该种社会所塑造出来的人便是“政治人”。政治性是“政治人”的本质规定性，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整体利益至上

　　维护整体利益是一个政治社会中的最大政治。在政治社会中“政治人”把整体利益视为本体，把个体利益视为派生，认为个体的利益、幸福来源于整体的利益与幸福。他们把整体利益的满足视为处理问题和判断是非的标准，在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体利益常常被否定或被迫为整体利益作出牺牲。在整个社会中不存在公共空间与私人领域的分野，公共空间完全吞噬了私人领域。古希腊的城邦社会是人类早期典型的政治型社会，基于此，亚里士多德对古希腊人做了“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的描述。①在古希腊人的眼里，不关心、不参与城邦公共事务就不能称其为人。城邦被视为整体，公民被视为城邦的一部分，公民的财产、家庭、利益、价值、荣誉、希望，乃至生命和灵魂都属于城邦，公民必须无条件地热爱城邦。②

　　(二)个体甘于牺牲与奉献

　　如前所述，在政治社会中整体利益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整体的这种地位的获得则需要个体的牺牲和奉献来实现。在政治社会中，个体被视为整体的一部分，整体被视为个体自己的整体，因此，个体向整体奉献和牺牲并不是向别人奉献和牺牲，而是变相地向自己奉献和牺牲。由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而创生出的人民主权国家便是政治型的国家和社会。因为它强调“公意”的绝对至上性，强调服从公意就是服从自己，信奉“每个人既然是向全体奉献出自己，他就没有向任何人奉献出自己；而且既然从任何一个结合者那里，人们都可以获得自己本身所让渡给他的同样的权利，所以人们就得到了自己所丧失的一切东西的等价物以及更大的力量来保全自己的所有。”③由此而言，这种政治人形象还浮现于罗马共和时代。在共和时代的罗马，其政治性虽然没有希腊城邦时代那样的“浓度”，但它仍然奉行整体主义，国家利益具有绝对的至上性，义务本位仍然是这一时代人的行为方式。这种政治人的影像表现为公民要承担众多无偿的公役。罗马的所有公共事务几乎由公民们以自己的“力”和“钱”承担，他们通过牺牲自己来换取罗马的辉煌。④

　　(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道德品质

　　为了保证整体利益以及这种政治性的实现，政治社会中的权力机制竭力塑造其特有的利他、爱国、兴邦、忠君的政治文化与道德精神，强调“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先公后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品质，高扬“干一行，爱一行”、“哪里需要就往哪里去”的“螺丝钉精神”，其目的在于使公民“脱俗”，即摆脱私欲，抛弃亲情伦理的束缚，而投身于整体的政治事业之中。因此，在政治社会中通常实行严格的文化审查制度，不允许伤害整体利益的“异端邪说”的存在。

　　通过以上对政治社会与政治人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政治社会和政治人的特点在于它们都坚持整体主义的价值观，即重视社会的总体价值而忽视或排斥个体或使之处于从属地位的价值。⑤它们都强调公域和公益相对于私域和私益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具有先验的优先性，强调在公域面前私域的非独立性。它们都坚持公民应该无条件地服从国家，强调在公共利益面前个人没有与国家协商的资格和提出条件的可能性。

　　二、法治社会中的“法律人”

　　我国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间取得了卓著成就。这些成就沿着两条路径展开，即在经济上不断推进市场经济，在政治上不断推进依法治国。二者又相辅相成，市场经济为法治提供多元、平等的社会氛围，法治又为市场经济提供制度上的保障。如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成为宪法原则。欲构建一个法治国家，必须在法律上预设出一个与法治相吻合的“法律人”模式。也就是说，舍弃原有的“政治人”形象从而实现“法律人”形象的塑造，对于一个脱胎于政治社会而欲实现法治的国家来说，是重中之重的大事。笔者认为，一个法治社会的“法律人”应该具有以下形象。⑥

　　首先，法律人应该是“自利人”。既然法治是依托于市场经济而建立的，而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在于财富的增值，因此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治社会中的法律人应该是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的经济人。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人的最普遍的心理特征，也是人性的最一般的表现。社会是由人构成的，正是在每个人谋求自身正当利益的过程中，社会才实现了发展和进步。法律必须承认和保护人的这种天性，它所禁止的应该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谋取自身利益的行为，即为谋取自身利益而不惜损害他人或社会的行为。因此，法律中所要求的人不是“大公无私”的“政治人”，而是珍惜自己权利、敢于为自身利益而奋斗的人。

　　其次，法律人应该是“一般人”。法治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无差别地适用规则，而法治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则有必要尽可能多地将方方面面的人纳入到它的视野之中，因此法治所关照的注定不是个别人，而是多数人。既然如此，能够适用于多数人的标准较之只适用于少数人的标准便大为降低，因此，法治不要求人必须具有高超的政治觉悟或较高的道德素质。“法律人”是一种与“一心为公”的政治人相区别的低品味人。借用中国儒家对人的分类，法治视野中的人更多的是“小人”，而不是“君子”。

　　最后，法律人应该是“自治人”。如前所述，法治是依托于市场经济而存在的，市场经济的本质在于自由和自治，它强调当事人通过自身的努力通过自己的力量来实现自我。因此，法治承认每个人都是自治的个体，强调自己主宰自己。因此，法律人强调个人的利益与他人利益的分野，强调个人与国家的适度分离。所以，法律人是一种与强调一切都奉献给国家、唯国家意志马首是瞻的“政治人”相区别的“自治人”。

　　三、当代中国法律中的“政治人”影像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而深厚的“官本位”政治传统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又长期受“左”的思潮影响，建立了一个以政治为主导的一元化的社会。20世纪70年代末已降的中国改革，就社会治理方式而言，实际上是一场逐渐褪去政治化，逐渐实现法治化的历程。三十多年来中国的法治建设成就显著，法治化进程稳步推进，然而我们的法治毕竟脱胎于原有的政治社会，旧的制度可以一日废弃，旧的观念却很难一日扫除。时至今日，某些政治思维与逻辑还在或多或少地影响着立法者的思维，因此法律中仍然残留着某种“政治人”的影像。

　　(一)“大公无私人”的影像

　　这种大公无私人的影像体现在我国民法的遗失物、漂流物和埋藏物的取得制度中。根据我国《物权法》第110条至第114条的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拾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者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有关部门收到遗失物，知道权利人的，应当及时通知其领取，不知道的，应当及时发布招领广告；遗失物自发布招领广告之日起六个月内无人认领的，归国家所有；拾得漂流物、发现埋藏物或者隐藏物的，参照拾得物的有关规定。

　　这一制度架构所涉及的主体有三个：拾得人、物主和国家机关。无疑拾得人应该是此制度中的主角，因为没有拾得人拾得的行为或事实，此制度便无从启动。但是从整体上看，在此制度中发挥着最为重要作用的拾得人的作为却基本上是在无偿的意义上进行的，而这种无偿性实际上与“法律人”的自利性特征是相悖的。因此，可以说，遗失物、漂流物和埋藏物取得制度中所预设的人的模式不是“法律人”的模式。之所以产生这样的问题，其根源就在于此制度所赖以立足的人的模式的错位，即该制度不是将拾得人放在“法律人”的意义上来设计的，具体而言不是以市场经济中的“自利人”形象，而是以政治社会中的甘于奉献、乐于牺牲、大公无私的“政治人”形象来设计制度的。依这种“政治人”的逻辑，拾得人之所以能对物主作出牺牲是出于“革命同志”式的友情，之所以能对国家作出牺牲(因遗失物无法找到失主而归国家所有)是出于“爱国主义”的情怀。相比之下，一些国家规定的遗失物时效取得制度或无论是否事先约定拾得人都享有报酬取得权的规定则更贴近自利的“法律人”的特性。⑦

　　(二)“大义灭亲人”的影像

　　这种“大义灭亲人”的影像体现在我国《刑法》的包庇罪中。我国《刑法》第130条规定：“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务，帮助其逃匿或者做假证明包庇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根据这一罪名，在我国任何人对任何犯罪人的帮助、隐藏的行为都构成犯罪，即使是发生在亲属之间的也不例外。

　　中国古代为宗法社会，伦理性是古代中国法的重要特征，所以容隐制度，即对亲属间的包庇行为的宽恕制度具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从《礼记》中的“事亲有隐无犯”到西汉时期的“春秋决狱”，再到《唐律疏议》中的“亲亲得相首匿”原则都可见一斑。受传统的影响，1910年的《大清新刑律》、1928年和1935年《中华民国刑法》都不同程度地规定了亲属间的容隐制度。⑧新中国的法律是在废除旧法统的基础上建立的，因此容隐制度自然在废除之列。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新中国的法律体系是通过移植前苏联法律的方式建立的，因此亲属之间帮助、隐藏为罪模式自然也便被移入我国。⑨无论是前苏联还是改革开放以前的新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都属于政治型的社会，而实际上无论是前苏联的包庇型的帮助犯形式还是新中国的独立的包庇罪的模式，都是生发于所在的政治社会并与“政治人”的思维模式相契合的刑事制度模式。在以阶级斗争为指导思想的极左社会里，坚持的是“亲不亲阶级分”的政治原则，进而排挤了“亲不亲血缘分”的自然原则，这样便把自然状态下关于人的“亲属”和“非亲属”的分类硬性改变为“同志”和“敌人”的分类。同时，受这种阶级斗争思想的指导，犯罪和刑法通常被认为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⑩违法犯罪分子往往是被视为反动阶级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因此追捕逃犯便被视为国家赋予每个人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于是，一旦有人犯了罪，他便异化为了人民的反面，他和亲属之间的关系也毫无例外地变为了敌我关系，而此时的包庇行为，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种政治上“资敌”行为。显然，在政治社会中伦理亲情是无法与政治任务相抗衡的，即使是亲属之间出于亲情而为的包庇行为也是犯罪。所以，我国包庇罪的制度设计是建立在“大义灭亲”型的“政治人”基础上的，这严重地超越了法治社会中“一般人”的标准。

　　(三)“己事不自主人”的影像

　　这种“己事不自主人”的影像体现在当下我国性纠纷的处理机制中。依据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强奸罪属于性质较为严重的暴力犯罪，属于公诉罪，完全采用国家处理的纠纷解决机制，不允许当事人之间的和解。如果公安机关立案后，当事人之间自主和解，不但原强奸犯罪成立，而且原被害人或家属还有可能承担包庇罪或伪证罪的刑事责任。(11)这种处理机制因为完全排除了受害人在解决纠纷过程中的作用，因此在实践中存在很多难题。在我国，强奸罪属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中的一种，它所侵犯的客体是受害者的性自由权。(12)基于此，强奸罪成立与否的关键应主要取决于受害人对性行为的态度，如果受害人认为该行为是对自己性权利的侵犯，强奸罪就成立，否则，就不成立。既然如此，在性纠纷处理机制中就应该充分发挥受害人的作用，而不能由国家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