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政策措施的通知
国务院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1998〕15号）下发以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按照中央的部署，坚持以“三项政策、一项改革”为重点，积极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各地普遍加强了对粮食工作的领导，初步建立了地方政府层层负
责的粮食工作领导责任制，加强了对粮食购销企业的监督和对粮食收购市场的管理；粮食购销企业基本做到了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的余粮；粮食顺价销售政策逐步得到贯彻，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开始扭转大量亏损的局面；粮食收购资金供应得到较好保证，基本实现了封闭运行；国有粮食购
销企业自身改革取得了一定进展，初步实现了政企分开。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有效地保护了农民的利益，避免了粮食生产的大起大落，对于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社会稳定，发挥了十分重要作用。但当前粮食生产和流通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主要是：我国粮食已由
长期短缺变成总量大体平衡、丰年有余，粮食生产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优质品种相对不足，一些劣质粮食品种销售不畅，库存大量积压，而农民仍在继续大量生产；按保护价收购的范围偏大，影响粮食生产结构的调整和效益的提高；粮食超储补贴办法不尽合理，导致一些国有粮食企业不
积极销售、坐拿超储补贴，财政补贴负担过重。为加快粮食生产结构调整，提高粮食质量和生产效益，增加农民收入，要在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三项政策、一项改革”的基础上，完善相关政策，制定新的措施，继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适当调整粮食保护价收购范围
黑龙江、吉林、辽宁省以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河北省北部、山西省北部的春小麦和南方早籼稻、江南小麦，从2000年新粮上市起退出保护价收购范围。考虑到这些粮食品种现在已经播种或插秧的情况，1999年暂不退出保护价收购范围，但要较大幅度地调低收购保护价格水平
。具体办法由各有关省级政府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研究确定。
二、完善粮食收购价格政策
（一）各地区要根据粮食市场供求情况，按照有利于促进粮食生产结构调整、有利于农民获得合理收益和有利于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实现顺价销售的原则，合理确定1999年粮食收购保护价格。
（二）各地区在保持粮食定购制度和定购价格形式的前提下，可以调整定购粮收购价格。在市场粮价较低的情况下，也可以将定购价格调低到保护价格水平。
（三）各地区要根据市场需求和粮食内在品质，进一步拉开粮食品质差价、季节差价和地区差价，切实做到按质论价。具体质量标准，由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会同有关部门重新修订。
优质品种粮食的购销价格，在当地物价部门的指导下，由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按照购得进、销得出的原则自行确定，实行单收、单储，以促进优质品种粮食的发展。
三、完善粮食超储补贴办法，促进顺价销售
（一）中央对地方粮食风险基金补助，在合理确定补助基数的前提下，从1999年起，实行地方政府包干办法。实行包干后各地节余的粮食风险基金只能用于粮食方面的支出，不得挪作他用。包干的具体办法由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
（二）各地要调整和完善对粮食购销企业的超储费用补贴办法，制定鼓励粮食销售的措施，以促进顺价销售。
（三）对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销售的粮食，以及其他国有粮食企业销售的军粮、救灾救济粮、水库移民口粮，免征增值税。对粮食加工企业、粮食经营企业和工业生产企业从国有粮食购销企业购进的粮食，可享受相应优惠政策。具体办法由财政部制定下达。
（四）农业发展银行对粮食购销企业随行就市收购的粮食，要按实际收购价格和必要的收购费用保证贷款供应。对粮食购销企业的展期贷款，要按人民银行的规定执行当期利率。
四、继续加强粮食收购市场管理
（一）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继续加强粮食收购市场的管理，严厉查处私商粮贩和未经批准收购粮食的单位违法收购粮食的行为，坚决取缔无照经营。
（二）大型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大型饲料生产企业，经省级政府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后，可以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与农民签订自用粮包括优质粮的产销合同，并按合同收购农民的粮食，但不得违反国家粮食价格政策。这些企业收购的原粮只限于自用，不得倒卖。粮食、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要严格监管。
（三）加强对粮食加工企业和经批准可以收购粮食的用粮企业台帐制度的监督检查，对违反有关规定的，要依法严肃处理。经批准直接收购粮食的用粮企业，可凭产地粮食部门开具的证明，跨地区运输粮食，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依法监管。
五、抓紧处理陈化劣变粮食
按照中央和地方粮食责权划分的原则，做好陈化劣变粮销售处理工作。销售陈化劣变粮发生的价差亏损，属于中央储备粮的，由中央财政负担；属于地方储备粮的，由地方财政负担；属于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周转库存粮的，由粮食风险基金适当补助。具体办法由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
粮食储备局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等部门研究制定。
六、加快国有粮食企业改革步伐
（一）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包括县级粮食购销公司，必须实行政企分开。粮食购销公司不得承担行政管理职能和向购销企业摊派管理费用，要真正成为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
（二）加大粮食购销企业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的力度，必须完成人员分流计划。
落实好这次出台的政策措施，对于保证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促进粮食种植结构调整，保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各级政府和各有关部门，务必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不折不扣地把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



1999年5月30日
民事法律行为概念辨析
长春铁路运输法院 林号兵


[内容提要] 本文拟从介绍民法学说中对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的两种不同观点入手，揭示我国《民法通则》中所体现的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的矛盾、缺陷，进而论述摒弃这一学说对于我国民事法律发展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民事法律行为 本质合法说 可变更 可撤销

一、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概念认识上的分歧
在《民法通则》颁布以前，对法律行为概念的概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将法律行为视为民事主体基于意思表示而从事的旨在设立、变更或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按照这一概括，法律行为的概念中既应包括有效的法律行为，也包括无效的法律行为，还应包括可撤销的法律行为和效力不确定的法律行为。另一类是将法律行为视为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而从事的，必将产生、变更或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合法行为；依此，法律行为只能是并且永远是有效的，产生法律效力的合法行为；无效行为、可撤销行为及效力不确定的行为均不属于法律行为。
《民法通则》颁布后，我国许多学者转而接受“法律行为是公民或者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的立法定义。但仍有不少学者认为，“表示行为，传统上称为（民事）法律行为，是指民事主体基于意思表示，旨在发生、变更或消灭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其特征是当事人有意识地要建立或变更、消灭民事法律关系，并通过一定的行为将内心意思表达出来。如果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有缺陷或者违法，即表示行为不合法，该行为就没有法律效力或可以依法撤销其法律效力，传统上称之为无效的和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另有一些学者认为，《民法通则》中以“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概括法律行为的含义，“未能正确揭示法律行为的本质及其内涵和外延”。这一定义并不能将意思表示行为与观念通知行为和事实行为区别开，因为许多事实行为均属于合法行为，“例如遗失物之拾得，标的物之交付等”，它们“均能引起民事法律关系的变化，在当事人之间发生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效果”。
我国民法理论中对于法律行为概念上的理解是存在重要分歧的，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一部分学者认为法律行为是一种合法行为，既然是合法行为，理所当然不能包括违法行为；另外一部分学者则认为法律行为只是一种能产生法律后果的行为，至于它是否合法需作进一步判断，因而可以分为合法行为与违法行为。
二、对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的质疑
究竟应仅将传统民法中的“有效的法律行为”称之为法律行为呢，还是应将具有设权意图的一切表意行为统称为法律行为。如果仅以前者为法律行为，当然应确认法律行为的合法有效性特征；但如果以后者为法律行为，则必然要确认法律行为以意思表示和设立法律关系意图为基本特征。
笔者认为，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的观点，在法理逻辑方面存在诸多自相矛盾和理论缺陷。理由在于： 以合法有效行为概括法律行为的含义无法解决有效行为与无效行为、效力可撤销行为和效力不确定行为之间的矛盾关系。
如果将法律行为仅仅理解为合法有效行为，则必然会产生这样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上述一系列处于中间状态的表意行为究竟是否属于法律行为；它们是否适用有关法律行为的规则；它们是否可发生法律行为之效力。假如确认此类“不合法”表意行为属于法律行为，则无异于否定我国民法中的法律行为概念；但如否认此类行为属于法律行为，则它们显然不应适用法律行为的有关规则，也不应发生法律效力，这同样会否认我国民法中的具体规定。
台湾学者郑玉波曾指出：“法律行为有无效、得撤销及效力未定等问题”，是无法回避的。试图以意思表示无效来代替法律行为无效并无实际意义，“意思表示虽不能概括法律行为，但法律行为毕竟以意思表示为要素，故意思表示无效时，则法律行为即不能有效力”。
依据《民法通则》第55条的规定，只有合法的表意行为才是民事法律行为，而依据第58条的规定，不合法的表意行为是无效的民事行为。这种非此即彼式的法理逻辑模式，既无法解释《民法通则》第59条所规定的可变更、可撤销的表意行为，也无法解释第60条所规定的部分有效、部分无效的表意行为。但无论是从民事生活实践方面考察，还是从民事立法方面考察，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立法观点都无法将自己不能容纳的表意行为排斥在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之外。因为，在民事生活实践中，民事主体所实施的表意行为在客观上必然是复杂多样的。这种客观存在不受任何立法观点所左右，相反立法必须反映这种客观存在。《民法通则》并没有、也不能把上述诸种行为排斥在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之外。这一作法本身，其实就蕴含着对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立法观点的否定。
这就表明了这样一种思想：有效表意行为、无效表意行为、效力可撤销行为和效力不确定行为具有内在的联系，欲解决这些行为的效力问题，必须首先明确这些行为的一般含义。从概念间的关系来看，涵盖此类行为共同特征的一般表意行为概念较之合法有效表意行为概念具有重要的意义。传统民法中的法律行为规则实际上应适用于全部民事行为。由此可见，以合法有效行为概括民事行为概念并不产生实际意义，而不过在传统的法律行为概念体系中又创造出一独立的概念。
三、对民事法律行为概念的重新认识
我国大陆民法学者习惯于先将法律行为分为合法行为和不合法行为，然后再依此考虑不同行为的效力后果。从理论上说，行为合法与否是客观法对法律事实的一种简单而极端的评价，它只能给人以非此即彼的判断；从行为合法性角度来看，一切有法律意义的行为只能分为两类：一是合法行为，另一是不合法行为或违法行为。其间不可能存在中性行为；以此标准在非表示 行为领域内确定违法行为责任，并不发生疑问。然而若依据这一原则对法律行为作性质评价时，却不能不陷入某种矛盾。
从世界各国的法律行为制度来看，在有效的法律行为与所谓绝对无效的法律行为之间，必然存在着可撤销的法律行为和效力未定的法律行为。这些处于中间状态的意思表示行为不仅无法纳入合法行为与违法行为的简单分类，而且直接与我国民法中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相矛盾。如果确认了这些行为可以发生法律效力，无异于取消了法律行为合法性之标准；但如否认这些行为可以发生法律行为效力，又会否定立法规则，导致“白马非马”的错误。
因此，我们有必要取消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重新认识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
第一，取消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有助于民法一般规则与特别法具体规则的统一。
法律行为实质上是从合同行为、遗嘱行为、婚姻行为及收养行为中抽象而来的理论概念，它反映了各种具体设权行为的共同特征和一般本质。从理论上说，科学的法律行为概念之抽象与被抽象的各种具体设权行为之间必然体现着一般与个别、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它们在逻辑上应当符合这样的规律：整体中不具有的，其部分中也不可能具有。我们不能说，作为一般概念的法律行为只能是合法有效的行为，而作为法律行为具体形式的合同行为或遗嘱行为却又有合法与不合法之分，有效与无效之别。
从这种意义上讲，传统民法中的法律行为概念维护了总则一般规定与分别具体规定之间的和谐和统一，而我国民法理论与实践对法律行为概念的概括却造成民事基本法与民事单行法概念之间的冲突，留下一系列难以解决的矛盾。
法律行为的概念不应当是先验的，不能脱离开合同或遗嘱等具体的对象物先创造出某种理想化的法律行为概念，然后再要求具体的对象物去符合这一概念，甚至在具体对象物不符合这一概念时对前者加以内容修改。相反，在法律行为一般概念与具体表意行为含义发生矛盾的情况下，首先应考虑这一理论抽象中是否存在问题，是否体现了部分对象物的部分特点，在理论研究中不应当存在下属概念服从上级概念，分则概念服从总则概念的问题。
第二，取消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有助于我国民法体系内概念和规则的和谐，有助于消除涉外民法实践和民法学对外交流中的障碍。
按照大陆法各国的民法理论与实践，法律行为泛指基于意思表示，旨在设立、变更或消灭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其中不仅包括有效的法律行为，而且包括无效的法律行为、部分无效的法律行为、得撤销的法律行为、经同意或追认而有效的法律行为等。某些国家的民法理论还将一切具有民事法律意义的行为泛称为“民事行为”。而依照我国民法上的理解，民事行为概念和法律行为概念均具有独特的含义。此种人为的无实际意义的概念差别不仅会造成民法理论交流中的歧义和障碍，而且在涉外民法实践中直接会影响冲突法的适用或准据法的确定。由于我国民法仅将合法有效的表意行为视为法律行为，而在其他国家中又不存在独立于法律行为之外的“民事行为”冲突规范，因而在与我国有关的涉外民事纠纷中，涉及无效民事行为和可撤销民事行为的法律抵触既不能根据法律行为的冲突规范去解决，也不能根据其他的冲突规范去解决。由此可见，在我国民法中，由于将是否存在法律行为问题与行为效力问题合而为一，不仅造成法律行为概念上的差异，而且阻碍了将我国的民事行为概念与传统民法中的法律行为概念作类同比较。
鉴于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所存在的一系列无法克服的自相矛盾和重大缺陷，我们应对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予以重新认识，将“民事法律行为只是一种能产生法律后果的行为”的立法观点纳入法律体系，以期适应我国民事法律体制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