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人民政府


安徽省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

安徽省人民政府令 第209号


《安徽省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已经2008年4月14日省人民政府第5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8年6月1日起施行。


省长 王三运

二○○八年四月十九日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规范企业国有产权转让行为，加强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的监督管理，防止企业国有资产流失，根据国务院《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本省持有国有资本的企业（以下称转让方）将所持有的企业国有产权有偿转让给境内外法人、自然人或者其他组织（以下称受让方）的活动。
本办法所称企业国有产权，是指国家对企业各种形式的投资和投资所形成的权益，以及依法认定为国家所有的其他权益。

第三条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有利于促进国有资产的优化配置，维护国家和其他各方的合法权益。

第四条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公开进行，不受地区、行业、出资或者隶属关系的限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从事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的产权交易机构，由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确定、公布。

第五条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负责指导、监督本省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工作。
省和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分别负责所出资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的监督管理。
本办法所称所出资企业，是指省和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授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

第二章审批程序

第六条所出资企业拟转让企业国有产权或者其投资设立的重要子企业拟转让重大国有产权的，应当事先报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报本级人民政府同意后，方可编制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方案。
所出资企业投资设立的子企业及其他企业拟转让企业国有产权的，应当事先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同意后，方可编制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方案。
转让方及转让标的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参与收购企业国有产权的，不得参与编制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方案。

第七条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方案应当载明下列内容：
（一）转让方和转让标的的基本情况；
（二）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的可行性研究情况；
（三）经劳动保障行政主管部门审核的职工安置方案；
（四）债权、债务的处理方案；
（五）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收益处置方案；
（六）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公告的主要内容。
转让企业国有产权致使国家不再具有控股地位的，产权转让方案还应当包括经债权金融机构书面同意的有关债权债务协议、职工代表大会审议职工安置方案的决议等。

第八条转让方应当按照内部决策程序对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方案进行审议，形成书面决议：
（一）国有独资企业的产权转让，由总经理办公会议审议；
（二）国有独资公司的产权转让，由董事会审议，未设立董事会的由总经理办公会议审议；
（三）其他公司的国有产权转让，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审议。
涉及职工合法权益的，应当听取职工代表大会对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方案的意见。

第九条转让企业国有产权的，转让方应当按照本办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的审批权限，向批准机构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转让企业国有产权的有关决议文件；
（二）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方案；
（三）转让方或者转让标的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证；
（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五）受让方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
（六）批准机构规定的其他材料。

第十条转让企业国有产权的，按照下列规定审批：
（一）所出资企业的国有产权转让，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并报本级人民政府备案；其中，转让企业国有产权致使国家不再具有控股地位的，应当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二）所出资企业投资设立的子企业及其他企业的国有产权转让，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其中，重要子企业的重大国有产权转让事项，应当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中涉及政府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的，应当事先依法报经有关部门审批。

第十一条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的批准机构应当自接到转让方提交的书面申请材料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审查完毕，符合条件的，作出准予转让的书面批复；不符合条件，不予转让的，应当向转让方说明理由。
转让企业国有产权，应当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的，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提出审查意见后，报本级人民政府决定。

第十二条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事项经批准后，转让方改变产权转让比例或者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方案有重大变化的，应当重新办理审批手续。

第三章转让程序

第十三条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事项经批准后，转让方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清产核资，并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中介机构进行财务审计。
转让企业国有产权致使国家不再具有控股地位的，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组织进行清产核资，并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中介机构进行财务审计。

第十四条在清产核资和财务审计的基础上，转让方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中介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资产评估。资产评估结果报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核准或者备案后，作为确定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价格的参考依据。
转让方不得委托同一中介机构承担财务审计和资产评估业务。

第十五条转让企业国有产权的，转让方应当向产权交易机构提交下列材料：
（一）转让方和转让标的的基本情况；
（二）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方案及有关批准文件；
（三）转让标的的财务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及核准或者备案材料；
（四）受让方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
（五）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材料。
经产权交易机构核实后，填写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登记表。

第十六条转让方应当将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公告委托产权交易机构刊登在省级以上公开发行的经济或者金融类报刊和产权交易机构的网站上，公开征集受让方。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公告期不得少于20个工作日。
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公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转让标的企业产权构成情况；
（二）转让标的的基本情况及转让价格；
（三）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的内部决策及批准情况；
（四）转让标的企业近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数据；
（五）转让标的资产评估核准或者备案情况；
（六）受让方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
（七）需要公告的其他事项。

第十七条转让企业国有产权的首次挂牌价格不得低于经核准或者备案的资产评估结果。经公开征集没有产生意向受让方的，转让方可以根据情况确定新的挂牌价格，并报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批准机构批准后，由产权交易机构在原信息发布渠道上重新公告，公告期重新计算。

第十八条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公告可以对受让方的资质、商业信誉、经营情况、财务状况、管理能力、资产规模等提出受让条件。受让条件不得具有明确指向性或者违反公平竞争的原则。
转让方不得随意变动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公告中公布的受让条件。在产权交易机构尚未收到正式受让意向申请之前，因特殊原因确需变动受让条件的，转让方应当报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批准机构批准，并由产权交易机构在原信息发布渠道上重新公告，公告期重新计算。

第十九条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公告公布后，产权交易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征集到的意向受让方进行登记，并按照规定对意向受让方进行审查，确定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
经公开征集产生2个以上意向受让方的，应当依法采取招标投标或者拍卖等方式转让企业国有产权；产生1个意向受让方的，可以采取协议方式转让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价格按照本次公告的挂牌价格确定。

第二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经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可以采取协议方式转让企业国有产权：
（一）转让方属于国民经济关键行业、领域，对受让方有特殊要求，转让企业国有产权后，仍应当保持国有绝对控股地位的；
（二）转让方实施内部资产重组时转让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方和受让方均为所出资企业或者其全资、绝对控股企业的。
采取协议方式转让企业国有产权的，其资产评估报告应当报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核准或者备案，转让价格不得低于经核准或者备案的资产评估结果。

第二十一条受让方确定后，转让方与受让方应当签订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合同。
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合同应当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一）转让方、受让方的名称与住所；
（二）转让标的及转让方式；
（三）转让方涉及的职工安置方案；
（四）转让方涉及的债权、债务处理方案；
（五）转让价格及价款支付方式、期限；
（六）产权交割事项；
（七）转让涉及的有关税费负担；
（八）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及违约责任；
（九）合同变更和解除的条件；
（十）需要约定的其他事项。

第二十二条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价款应当一次付清。金额较大、一次付清确有困难的，可以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采取分期付款方式的，受让方首期付款不得低于总价款的30％，并在合同生效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支付；其余款项应当提供合法的担保，并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向转让方支付延期付款期间利息，付款期限不得超过1年。

第二十三条转让企业国有产权致使国家不再具有控股地位的，应当依法处理好与职工的劳动关系，解决转让方拖欠职工的工资、欠缴的各项社会保险费以及其他有关费用，并做好职工安置和各项社会保险关系的接续工作。
转让企业国有产权中涉及的职工安置、社会保险等有关费用，不得在资产评估之前从拟转让的国有净资产中先行扣除，也不得从转让价款中抵扣。

第二十四条转让企业国有产权涉及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和由国家出资形成的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的，应当依法办理有关手续。

第二十五条转让企业国有产权取得的净收益，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处置。

第二十六条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成交后，产权交易机构应当出具产权交易凭证。
转让方、受让方应当持产权交易机构出具的产权交易凭证，到有关部门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

第四章监督管理

第二十七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对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的监督检查，并负责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信息的收集、汇总和分析，定期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情况。

第二十八条从事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的产权交易机构，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执行有关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二）依法审查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方、受让方的条件；
（三）按照规定公布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信息；
（四）为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方、受让方提供交易场所等有关服务，保守转让方、受让方的商业秘密；
（五）定期向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报告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六）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二十九条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中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终止转让：
（一）转让标的灭失的；
（二）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批准机构依法要求转让方终止产权转让活动的；
（三）司法机关依法裁判转让行为无效的；
（四）依法应当终止转让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条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中，禁止下列行为：
（一）未在产权交易机构进行产权转让的；
（二）转让方不履行内部决策程序，或者未经批准擅自转让企业国有产权的；
（三）参与收购企业国有产权的转让方或者转让标的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参与制定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方案的；
（四）转让方故意隐匿应当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或者向中介机构提供虚假会计资料，导致财务审计、资产评估结果失真，或者未经财务审计、资产评估，造成企业国有资产流失的；
（五）转让方与受让方恶意串通，低价转让企业国有产权，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
（六）转让方未按规定妥善安置职工、接续社会保险关系、处理拖欠职工工资以及未补缴欠缴的各项社会保险费，侵害职工合法权益的；
（七）转让方未按规定处理债权债务，违法转移债权或者逃避债务清偿责任的，或者以企业国有产权作为担保，转让该国有产权时，未经担保权人同意的；
（八）受让方采取欺诈、隐瞒等手段影响转让方的选择以及产权转让合同签订的；
（九）受让方在产权转让竞价、拍卖中，恶意串通压低价格，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
（十）依法应当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三十一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和监察机关应当建立举报制度，公开举报电话号码、通信地址或者电子邮件地址等，受理有关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的举报。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中的违法行为，均有权向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和监察机关举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和监察机关接到举报后，应当依法处理。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在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中，转让方、受让方有本办法第三十条所列行为之一的，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批准机构应当要求转让方终止转让活动，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依法裁判转让行为无效。
对本办法第三十条所列行为中转让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批准机构按照人事管理权限给予行政处分；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因受让方的责任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受让方应当依法赔偿转让方的经济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社会中介机构在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的财务审计、资产评估和法律服务中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由有关部门依法处理；情节严重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可要求转让方不得再委托其进行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的有关业务。
产权交易机构在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中弄虚作假或者玩忽职守，损害国家利益或者转让方、受让方合法权益的，依法追究该机构及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不得再选择其从事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的有关业务。

第三十四条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批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规定，擅自批准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或者以权谋私，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有关部门按照人事管理权限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附则

第三十五条金融类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和上市公司国有股权转让，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六条政企尚未分开的单位以及其他单位所持有的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由本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批准，具体管理依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七条本办法自2008年6月1日起施行。


刑诉•铁三角——浅谈公检法之规范配合

刘红军

关键字：刑诉 分工 铁三角 配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
这一条文准确规定了在司法过程中“刑诉铁三角”——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各自的地位。看起来相互制约、配合并没有什么不妥，但我们却在现实中发现了问题。
让我们以案例说话：
2000年，杜培武系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民警，其妻与云南省某县公安局副局长王某有染。一天，杜妻与王某在汽车中双双被枪杀。杜培武涉嫌故意杀人被捕。公安人员在对杜培武进行询问时采用了多种刑讯手段逼取其口供。杜培武忍受不住刑讯，被迫承认了所谓故意杀人的犯罪事实，一审法院判处杜培武死刑，二审法院改判杜培武死缓刑。真凶因另案案发，供认系杀害杜培武之妻和王某，案情大白于天下，杜培武冤案得以昭雪。
2002年，冀东监狱二支队政治处主任李久明，在婚外他与一位同事的妹妹关系暧昧。由于双方发生矛盾，请该同事夫妇调停。调解未成功。一段时间后，因该同事夫妇被一入室男子刺成重伤而被公安局列为犯罪嫌疑人。在公安局没有掌握李久明任何犯罪事实的情况下，强行搜查其办公室和家里并搜出钢珠枪一支，因此入狱，屈打成招。
李久明案与杜培武案有诸多相似之处。在庭审时，两人均提出办案人员有刑讯逼供行为。杜培武在庭审时出示刑讯证物———血衣，李久明所写的控告书多处提到讯问人员的多种刑讯行为。杜李二人所提出遭到刑讯逼供屈打成招的主张，法院培养采纳。
尽管杜李二人百般申辩，案件本身疑点丛生，但最后两人均被判处死缓。
这两件案例的分析已经很多了，所以我在此也不多加评论。但我们要注意的是，其中体现出的与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宪法条例的之间关系。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两件案子将中国公检法三方面之间的“配合能力”发挥的淋漓尽致。他们相互帮助，相互协调。血衣可以不见，控告书可以不管，艰苦奋斗排除万难无所顾忌配合一致，以最终得出了嫌疑人有罪的结论。但是，这样的配合是什么？
这样的“配合”便等于说是让国家的司法机构、审查和暴力机构铸就了一条坚不可摧的“统一战线”，这条统一战线几乎集和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显得十分的强大。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条统一战线的对立面，犯罪嫌疑人站在那边形单影只，面对着法律的审判战战兢兢、俯首任命。这是人们会欢呼——罪犯伏法、正义伸张，于是张灯结彩、扶手而庆。真好，皆大欢喜。因为国家为我们主持了公道。这看起来很好，但要是问题变化一下——这个案子是一个错案，嫌疑人是屈打成招的——那我们该如何处之？
第一篇、诉讼——手中的底牌
中国的司法制度大抵是从公堂开始的。从那一刻起，公堂便成为了人们对簿之地，到了那里不管你是对的还是错的，不管你是恶的还是善的，更不管你是斯文的还是外向的，所有人都撕破了脸，口舌相对，连讽带骂，直到弄个鱼死网破，水落石出。
在这一点上很多人会想起古罗马时期的审判热潮。古罗马人与其说是善于利用法律，不如说是热衷于打官司。他们特别的喜欢在法庭之上针锋相对，据理力争（当然，即使没有道理，他们也喜欢为了口舌之快求个胜负）。于是四面八方的人都涌向罗马，有的人不为别的，就为了看一眼罗马的法庭。就像欣赏话剧一般，欣赏法庭之上唇枪舌剑的较量。
古罗马人是好诉的，他们喜欢这样你来我往的诉讼较量，但中国人与他们是不同的。众所周知，西方思想是一种外向的思想。他们不过不拒绝对外的张扬，而且还热衷于这种表露的形式，所以诉讼在西方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而中国则搞好相反，对于我们来说所具有的是一种内涵的性格。由于从小受到了“忍一忍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思想的教育，我们遇到了问题一般喜欢先忍一忍，以静观其变，直到万不得已了才将实情大白于天下，做一个最后的了结。这一个了结，以必定是剧烈而彻底的了结。正如每一次的改朝换代一样，一场暴动，将一切重新开始。我历来反对革命。连命都要革了，那必然是一种巨大的破坏。即使获胜，所掌握的也必然是一个一片狼藉的现状。我喜欢更为温和一点地解决途径。而在我看来，法律就是一个比暴力好一些的方法，它用规定好的习惯规则来符合当事人对问题共同的评定取向。于是，当我们拒绝革命来改变一切的时候，我们步入诉诸法律。
所以，综上所知我们可以归纳出三点结论：
第一、 中华民族与西方民族相比不是一个好诉的民族。
第二、 诉讼是中国人解决问题的最后的也是最不愿使用的手段
第三、 即使中国人避免诉讼，但国人对诉讼的本身是有需求的。
诉讼，是中国人手中的一张底牌，决不轻易打出。但若不得以打出了呢？
第二篇、被告——法庭上的劣势群体
被告从一开始就处在不利的地位，特别在刑事案件上，被告被夹在了两个相互补充的劣势之中：其一是人们潜意识上的歧视，另一是与公权力的较量。
在国人的意识里，只要一个人上了法庭，他就是有问题的；如果你自身没有问题，自然不会空穴来风。因而在中国做被告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在人们的观念中从一开始他就被不自主地放在了劣势，自然便理所当然的受到了不少“微词”相对。而这，也直接影响到了审查部门的审讯之中。往往警察局注意到一个嫌疑人，他们不自觉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件事与他有关。然后她会沿着自己这一条主管思路走下去，以得到他自己所预料的结论。往往不自觉地就会把案件引向嫌疑人就是有罪的这一方向——就是我们常说的“有罪推定”。
但是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在法律上其实约束了三道关卡以防止人的主观意识影响到客观案件，第一是警察局的办案程序，第二是检察院的省查监督制度，第三是法院的分析判决。在这三道关卡之中，各种客观证据回一次又一次地进行分析和确定，最后以客观的人证、物证裁定结果。三道段之间相互约束，相互制衡。每一道关卡的裁定都会被其他的两道关卡看着，以免出错。这就自然的形成了一种平衡的关系，以保障公平。
但当公检法站在了统一战线之上时，这一种平衡被完全的打破，转而变成了当事人和公权力的对决。以一人之力对抗国家之力，显然是螳臂挡车。
在此看来，这一“统一战线”的确立大概就不是什么好事情了。被告若真的是罪有应得那还好，但要着实是一个冤假错案，那必是免不了屈打成招的事。要更进一步的话，更有查案查死人的事情：2000年,泽州县公安局刑警三中队抓捕盗窃摩托车犯罪嫌疑人吴飞龙、刘国军后为了了解“事实真相”不惜刑讯逼供，最后将吴飞龙殴打致死。
如此这般之事，呜呼哀哉，无法可想。
第三篇、刑讯逼供——中国之刑事传统
殊不知，我国古时大堂之上的仪仗排列。以包公为例：两排小吏（类比法警）持棒（类比电棍）而站，上面坐着包拯（类比法官），下面坐着公孙策（类比书记员），还有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以及展昭等一干人等立于一旁（类比法警小队长）。堂后摆着狗头铡、虎头铡、龙头铡，后面还供着尚方宝剑(意思是我还有更大的靠山)。于是犯人一带上，全堂高喊“威武”，吓得罪人伏法，好不威风。
但细细想来，这一帮人在干嘛？手持刀剑，身带电棒，摆明了暗地里就告诉你：你说不说？不说可有你受的！我们可都操着家伙在，你不要以为这只是一个摆设。从秦律到唐律，从宋律到清律，都分明写着大刑伺候，这还不让有罪者吓得屁滚尿流，让冤枉者吓得战战兢兢。而且老爷会说那些最人骨头里贱，不用给点惩罚他就不知好歹，那个潘仁美不就使用了形都不肯招吗。在他们眼中，罪人上堂本就是来受罚的，有什么罚不得？
而且从抓人，到取证，甚至提起公诉和判决都采取一条龙服务的形式。意思就是，没什么，你告吧——你告上来我就给你做主。
好一个青天。
第四篇、最佳拍档——检察院与警察局的邂逅
凡是研究美国法的人，都会发现一些其中有趣的东西。
与中国不同，美国抓不犯人是需要法院批准的（而中国的决定权是检察院），他们在面对紧急情况时候允许自主拘捕，但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得到检察院的允许，否则立刻放人。法律是追求公平的，不论是原告还是被告，不管是个人还是国家，所以在我看来，这种制度就是对本就处于不利方的嫌疑人一种公平的法律待遇，这是很好的。
但在中国情况就有所不同，对于嫌疑人的起诉方和拘捕允许权都放在了一个部门的手里。也就是说，抓他的是你，提供材料说他有罪的也是你。就像上面所说的，检察院和警察局的制衡关系被这一权力打破了，于是，没有人来监督到底他是不是真的有罪，到头来所有说话的权利都在你的手上。这种制度下产生的案件所具备的真实性不由得让人堪忧。
同时，也就像上面所说，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下，公诉方的潜意识中嫌疑犯就是有罪的（因为没有罪警察就不会怀疑上他）。而他们就是带着这个思路去取证和审查的，中国自古有存在刑讯逼供的历史，这就难免让嫌疑人在审查过程之中有了皮肉之苦。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那么拳脚之下出“事实”便也不是不可能的。
总而言之，警察机关和检察院一搭档，那么便成为了一把利刃，嫌疑人在利刃之下无处可逃。
剑峰所指，所向披靡。
第五篇、无序配合——集权化的毒树
看来嫌疑人已处于极大的被动之中，要在官司之中沉冤待雪只能靠法院了。
于是，再加上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局面：社会之中的“同志”之间为了工作生活中的“面子”问题，相互“撑台”。这里出现了三个关键词——“同志”、“面子”、“撑台”。从中我们可以分析出公检法之中有党员，所以他们有“同志”；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做错了就得丢“面子”，于是都有所顾及，毕竟是经常在一起办案子的；所以难免他们得相互“撑台”，相互弥补漏洞，为自己的“同志”挽回“面子”。
党和国重叠在了一起，人们的政治生活就愈发的丰富起来，有关审判的权利也逐渐得集中了起来。（在此省去10字）公检法强强配合之下，嫌疑人最后的救命稻草也丢了，就只能眼巴巴的看着他们的判案技巧。如果幸运，他们判对了，我们皆大欢喜；判错了，我们自认倒霉。再加上社会一些不良风气的干扰，和办案人员自身对案件的好恶和看法，被告命若琴弦，悬如一发。
这是一棵司法无序集权化的毒树，它们必将产生变异的果实。我们无法判定他们所结出的下一颗果实是好的或是坏的，因为这一切都太具有不定性了。法律本是“对于审判结果的预见”，但现在却无能为力，要知道这样的毒树是与法律之本质是背道而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