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鼓励和引导工程咨询机构服务民间投资的实施意见

发改投资[2012]154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副省级省会城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各中央管理企业：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精神，充分发挥工程咨询在扩大和优化民间投资、推进民间投资转型升级等方面的专业化服务作用，调动工程咨询机构为民间投资服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民间投资科学决策水平，提升民间投资建设项目的质量和效益，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发挥工程咨询在服务民间投资中的重要作用
工程咨询是以技术为基础，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工程实践经验、现代科学和管理方法，为经济社会发展、投资建设项目决策与实施全过程提供咨询和管理的智力服务。鼓励和引导工程咨询机构为民间投资服务，有利于促进民间投资者及时准确了解国家政策，把握投资方向和投资机遇，获得高质量的专业技术支持；有利于提高民间投资决策的科学化水平，有效规避投资风险，确保投资建设项目的高质量和可持续，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协调发展；有利于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国家鼓励和引导的产业和服务领域，优化社会资源配置，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二、工程咨询机构服务民间投资的重点领域
按照《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工程咨询机构重点对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政策性住房建设、社会事业、商贸流通、国防科技工业等重点领域以及民间资本重组联合和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民营企业加强自主创新和转型升级、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等重大事项提供全过程、全方位的工程咨询服务。
三、根据民间投资的特点和需求提供高效的工程咨询服务
（一）强化投资机会研究。工程咨询机构要根据民间投资的利益诉求和目标取向，帮助民间投资者优化选择投资项目，加强相关政策咨询，合理引导民间投资的投向。
（二）加强决策咨询服务。工程咨询机构应注重决策咨询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切实按照“独立、公正、科学”的服务宗旨，为民间投资提供可行性研究、融资咨询等决策阶段的咨询服务，并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涉及经济安全、公共利益、社会稳定等方面的咨询服务力度。
（三）提供全过程的工程咨询服务。鼓励民间投资者以全过程管理方式选择工程咨询服务。工程咨询机构要按照民间投资者的需求，对民间投资的项目策划、融资方案、风险管理、经营方式、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提供包括决策、准备、实施、运营在内的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
（四）开展新领域业务咨询。工程咨询机构应拓展民间投资者关注的统筹城乡、新兴产业、资源能源综合利用及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等领域的发展方向研究、投资机会研究、工程风险评估咨询、工程合同纠纷调解等新领域业务，为民间投资者提供多层次、全方位、专业化的特色服务。
四、大力提高工程咨询服务质量
（一）创新咨询服务理念，增强服务实力。工程咨询机构应不断创新工程咨询理念、理论方法和技术，在继续重视提高民间投资效益、规避投资风险、保障工程质量的同时，必须全面关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要增强社会责任感，注重投资建设对所涉及人群的生活、生产、教育、发展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注重投资建设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促进社会全面进步所产生的影响；注重投资建设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方面的影响；注重投资建设中对资源、能源的节约与综合利用以及生态环境承载力等因素的影响。同时，工程咨询机构应加强自身人才培养和实力建设，强化工程咨询机构的廉洁建设、品牌建设和创新能力建设，增强核心竞争力和服务能力。
（二）根据质量选择工程咨询服务。工程咨询实行有偿服务，按照国家颁布的收费指导价格，收取相应的服务费用。对未明确服务收费指导价格的应制定收费指导价或可根据服务的内容由双方协商确定。
鼓励民间投资者重视工程咨询服务质量，借鉴国际惯例，根据质量选择工程咨询服务，不将咨询服务价格作为首要选择因素，以提高投资效益。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必须招标采购工程咨询服务的，民间投资者要依照其规定开展招标采购活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合理支付咨询服务费用。工程咨询机构应树立质量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不得恶意低价竞争，确保工程咨询服务的高质量。
五、强化职业道德和职业责任
（一）提高服务意识。工程咨询机构和从业人员在服务民间投资过程中，要增强服务意识，恪守职业道德，加强廉洁自律,严禁弄虚作假,树立和维护“廉洁自律、诚信高效、社会信赖”的行业形象。
（二）强化职业责任。工程咨询机构应依据规划咨询、投资机会研究、可行性研究、评估咨询、工程勘察设计、招投标咨询、工程和设备监理、工程项目管理等行政许可的工程咨询服务范围，出具咨询文件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工程咨询服务应由注册执业人员主持，注册执业人员按国家有关规定对服务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三）加强工程咨询服务合同管理。民间投资者和受委托的工程咨询机构应订立书面工程咨询合同，约定各方权利义务并共同遵守。工程咨询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参照有关工程咨询合同范本约定。工程咨询合同履行过程中形成的知识产权归属，应在工程咨询合同中进行约定。
（四）建立职业责任保险制度。推动建立为民间投资服务的风险防范机制，提高工程咨询机构应对风险的能力。鼓励工程咨询机构按照国际惯例，积极参加职业责任保险。
六、加大对民间资本“走出去”的服务力度
（一）协助民间资本“走出去”。根据《境外投资产业指导政策》、《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等政策法规和我国境外投资合作有关管理制度，工程咨询机构为民营企业在研发、生产、营销等方面开展国际化经营、开发战略资源、建立国际销售网络、开拓国际市场提供咨询服务。为民营企业“走出去”在资金支持、金融保险、外汇管理、以及境外投资项目的风险评估和风险控制等方面，提供咨询服务，充分利用国家给予的良好投资贸易环境和优惠政策。
（二）工程咨询机构要加快熟悉国际规则。中国工程咨询协会要继续引进和转化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FIDIC）合同条件、工作手册和指南，以及世行、亚行咨询服务指南等规范性文件，推动工程咨询机构加快熟悉国际规则，帮助民间投资者有效参与国际竞争。
（三）大力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国工程咨询协会要充分利用与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FIDIC）等相关国际组织以及境外工程咨询行业协会交流与合作的有利条件，为民间投资“走出去”积极推介、协助联系境外有实力的工程咨询机构。
七、鼓励和引导各种类型工程咨询机构平等参与竞争
（一）建立统一开放、平等竞争的工程咨询市场环境。清理和修改阻碍工程咨询市场公平竞争的法规政策规定；打破部门、行业和地方垄断保护；允许民间投资者按市场化机制自主选择有资质的工程咨询机构；强化市场竞争机制，保障各种所有制和法人类型、不同规模的工程咨询机构平等参与竞争。
（二）鼓励资源合理整合。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工程咨询行业。鼓励工程咨询机构按照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合作共赢的原则，打破地区、行业、所有制限制，采取战略联盟、合资合作、并购重组等多种形式整合资源，为民间投资提供全过程的优质、高效咨询服务。


国家发展改革委

二〇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从刑事立案到判决剖析我国刑事现状

余金龙


　　刑法是一部定罪及刑罚的法律，自古以来，是国家的统治工具。由于各国国情和历史不同，刑法在诸国法律体系的地位也不尽相同。诸如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重名轻刑。而我国在对待民事。刑事立法上，更侧重于刑法。不可否认，这是国情和历史等因素影响刑法在我国法制体系中占统治地位，但也不排除刑法本事作为一部强制法在我国占据主导所依赖的制度因素。下面将从刑事立案，侦查，审判，判决几个程序中剖析我国刑事司法领域的现状。

　　我国自古以来是重刑轻民，因为民事案件往往只是公民之间的利益纠纷，而刑事案件往往会损害统治者所建立的统治秩序。所以大量的司法资源会被配置到刑事领域，这也正是大量民事已判案件久久得不到执行的原因。有大量为我国民事案件得不到公正，有效，及时的执行而奔走呼号的志士，却少有为刑事执行的呐喊的。呐喊也只是审判不力，判决不公。一旦案件一锤定音，那执行就如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司法资源的调度折射出我国“大公无私”的司法价值观，与西方那种“在民法慈母般的眼里每一个公民都是一个国家”司法价值观大相径庭

　　一个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到犯罪分子要经过立案，侦查，起诉，审判，判决。这也是一起刑事案所必经程序。只要一起案件启动了刑事立案程序，那么必定损害了国家所保护的法益。于公，犯罪嫌疑人触犯了国家强制法，打乱了国家所建立的对自身统治地位有利的统治秩序。于私，犯罪嫌疑人触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我国的刑法似乎为了惩罚而惩罚，尽是于公，少有于私。这也是我国不允许当事人搞诉辩交易在司法领域中刑事案的适用。因为诉辩交易制度是被侵犯权利和侵犯人私下了断，无需公权力介入。我国不允许这种置公权力于一旁的制度存在。刑事立案就是国家代替被害人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追责，忽视了被害人对主体地位。结果往往是维护了国家统治秩序，忽视了被害人的利益。国家借惩罚犯罪达到了威慑犯罪的社会效果，而被害人的利益和那晃动的枷锁乃至几声正义的枪声一统归于消灭。国家公诉人和自诉人在一起刑事案中所受到的损害孰轻孰重，自可知之。而罪犯只给国际制度构建损害买了单。

　　刑事侦查在我国诟病也不少，也曾受到国内和国外的指责。刑事侦查指公检法利用公权力资源对刑事案证据进行搜集，供起诉被告采用。往往在调查取证阶段，做出了有损司法公正的行为。“非法取证”在我国刑事领域一直是热议话题，公检法机关为了能搜集对案件有利的证据，采取刑讯逼供乃至违法法律不人道的行为，犯罪嫌疑人在办案人员眼中就是罪犯，从有罪推定出发，为了使其招供犯罪事实，采取暴力行为对其身体精神进行折磨。严重践踏人权，损害了国家机关人员的形象。

　　我国在解决刑讯逼供问题上，也着实进行了不少探索。近年来，我国先后完善了律师法，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有权在嫌疑犯收押后会见当事人。第一次询问时可以在场旁听。为了防止公安人员讯问疑犯动用刑讯逼供，各地在讯问室安装了监视器。监察办案人员有无违反行为。但这一切往往到了下面就变质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律师接到当事人委托后，会见竟被公检机关无理拒绝。更有甚者，有机关人员说律师法是一部行业法，对国家司法机关不起作用。这简直是公然藐视法律，造就我国法律效力倒置的怪状。采用刑讯逼供本身就是一种侵犯人权的行为，在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保护人权。在我国一些地方党政机关呢，宪法没有法律地位高，法律没有地方法规高，地方法规没有上面宏图文件高，上头文件没有领导批示高。当律师会见遭拒斥责的原因是“上面没有批示”另外安装监视器效果更是不值一提，既然制度缺失，器物也只是流于形式

　　在侦查过程中，侦查人员一定要本着一丝不苟，严密不怠的原则。由于我国科技因素的限制，侦查人员往往从犯罪嫌疑人口头中追定事实原委。因为行为人坦诚才是最好的证据。这些证据大量存在着瑕疵。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宽和严之间就是一个杀威棒。警察只关注自己的讯问成果，不关注嫌疑犯的承受能力。此为，有些动用嫌疑犯做诱饵，引诱其他未被逮普的同犯再次犯罪。国外称之为“二次犯罪”公安机关为了搜集犯罪证据，用嫌疑犯上演虚拟犯罪，然后重拳出击，一网打尽。种种利用非法手段，用经济学家的效益说则是：公安机关为了获得证据，采取着见实效的方法，采用逼供，引诱，不耗费多少人力物力就可以搞到第一手证据。所谓投入小，产出大。用政治学家的制度说则是：公安机关只考察办案人员的逮铺率，取证能力。以此作为考核标准，一整套行政化管理，以领导批示为核心，置法于不顾。上头一个“命案必破”的指示，所以警力通力合作，众志成城。当然这种命案必破，犯罪必究的决心也可以为社会潜在的犯罪敲响了警钟。但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能容忍静静的发现真相吗？这种行政力量与法治力量的较量，还会在中国这片法制土地激烈上演。

　　证据之所以为证据，在于它还原事实，呈现真相。用这种非法采集的证据将人置于犯罪角色，可靠吗？公正吗?根据无罪推定原则，往往办案方向从无罪方向推定。而我国由于历史技术原因，不能做到如此，只能从嫌疑犯主观动机推定犯罪可能。有了警方第一手证据材料及卷宗资料，检察院一国家公诉人的身份起诉被告。也就是说被告面临的强大的公权力。被告每一次辩护都是对国家权威的否定，兴许公诉人以被告“无理狡辩”为由，使之成为法官定罪量刑的依据。就如某地法院判决了二个性质相同的贪污案。第一个案件贪污金额高达一千万元，由于嫌疑人认罪态度好，该判死缓。而另一件贪污金额才二百万，只因被告在庭上翻供，拒不认罪，被判了死刑。。认罪态度似乎就是定罪量刑的至关因素，其实无疑剥夺了被告的辩护权。暂且不论外国的对抗式审判，由于国情不同，在中国法庭引人对抗式审判也不一定适用。但考虑是否将被告的积极辩护当作认罪态度，从而以此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呢？

　　由于被告与公诉人地位不同，所以信息资源及不对称。在法庭上，被告要承受公诉人强大的追诉，面对法官纠问式审判。被告的证人往往出庭率极低。一则是法院不会积极协助交叉式询问成为泡影；二则是面对公权力权威，不禁胆战心寒，心理防线会崩溃。法庭上只有公诉人“义正言辞”，不准被告“强词夺理”。也有人建议在中国刑事庭上引进外国的沉默权来对抗法庭询问，避免被告因此受到审判压迫。但这一制度毕竟是“舶来品”，不可能有效解决我国具体问题。一旦引进沉默权，被告在法庭上始终保持沉默，那么他将会一直面对公诉人大量笔录和资源卷宗，视同默认。

　　在法庭调查阶段，证据显得尤为重要。由于被告处于弱势地位，将无法达到和公诉人一样的取证条件，也只能充当质证角色。根据司法程序正当原则，检方非法得来的或来源不明的证据一律排除法庭之外。而法院往往不经过严格审查就使用这些有争议有瑕疵的证据。当然我们不能因为警察违法而放纵犯罪。我们不仅要实体公正还要程序公正。就如古代皇帝御赐的尚方宝剑，钦差大臣可以凭此剑，对嫌疑犯可以不经审批之间就地正法。难道它真的正义吗？这也是因为中国不会出现第二个辛普森的原因了。

　　经过检方强势主导审批后，到了法庭宣判了，这也是实体正义的体现，也是决定被告命运的时刻了，但结果往往预料中。每一次庄严的宣判都是对被告的垂直打击。判决结果不外乎二中结果：支持公诉人的诉讼请求；对公诉请求稍微变动。极少时完全推翻公诉人的宣告无罪。就算第一审冒天下之不韪，宣告无罪，公诉人也会上诉，二审发回重审，一定要审它个“莫须有”来。在国家刑事案中，去年全国共判决20万件刑事案，完全判决无罪的只有8000件。推翻率只有千分之三，这也是司法领域的怪状。

　　当然也有小心谨慎的法院为了做到证据充分，事实明了，对证据存在瑕疵，事实不能认定的案件反复审理，一审挪二审，中院挪高院，反反复复，前前后后审理了几年，甚至十几年，严重破坏了司法的终结性。对被告的人权造成严重损害。既然没有认定事实，就应该将被告释放，但仍将之超期关押，使得被告做无罪做有罪的人，有罪做无罪的处。这不能不让人质疑：司法的终结性难道就是对被告的人身自由的终结吗，不否认审理案件关乎被告核心利益，一定要慎重处之，来不得半点马虎。但将一件案反复炒冷饭，不顾及被告承受的巨大压力。毕竟有限的司法资源不是用来虚耗。就算是正义最终降临，但迟来的正义非正义。

　　一件案子的宣判 不仅要有法律价值，而且兼顾到社会价值。这就是要求法官理性对待司法公正和所谓的社会公正。一件刑事案如果涉及社会道德伦理，就一会引起社会强烈反应，乃至当地的政府机关的关注。此时，来自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往往不自觉的威胁到司法独立。比如张金柱撞人案，由于张金柱身为警务人员，酗酒驾车，导致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受害家属当众喊冤。打出了“诛杀张金柱，主持公道”的横幅。此事也引起当地政法机关的关注。于是来自社会民间力量，舆论力量，行政力量纷纷干扰法院，要求严惩被告。面对“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呼号，法官能理性的公正的判决吗？这几拨力量中，民间及舆论完全受道德伦理的支配，行政力量出于会引起民愤，造成群众性集体事件，纷纷置国法于不顾向法院施加压力。这也说明我国司法独立还需要很长一段路要走。

　　此外案件的判决书也确实不那么尽人意。有点地方法院制作案件判决书时不以案论案，不阐明判决结果从何而来。最常见的对判决结果的来源只用“由于考虑到本案的具体情况”一笔带过。着实让人疑云重重。就算案件判的再公也让人怀疑他的公正性。司法公开性强调要展现公正，还要展现正义如何而来。

　　以上论述可以看到我国刑事案从立案到判决的过程中，存在着种种问题。这也是今后我国司法改革构建法治必须面对的问题。它伴随着社会发展而日益凸出，如果不慎重待之，务必会对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21世纪是法治社会，依法治国，法律至上，早已是不争得事实。为什么到现在司法体制改革难见成效，社会不公的现象时有发生，是改革有所保留还是现行体制不合时宜了

　　我们在贬内褒外的同时，是不是冷静的分析一下自己的体制问题出在哪里了，要从什么方面寻找突破口，革除哪些弊端。不可否认，外国司法体制很完善，但那时历经白年的不断完善，才能成就今天的法治社会。我国法治建设起步晚，不能拔苗助长，要以国情为基准，循序渐进。近年来也有不少人士提出了对司法体制改革的宝贵意见。如将各地法院的人事任免，财政支付统一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调度，从而地方法院才能真正独立，脱离地方政府。这样法院实现独立才有了制度保障。另外，也有从程序和证据制度打开缺口。比如：严格证据准用制度，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等等。这些都是我国现实而设计的，然而执行在人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制度的人，自身没有从心里，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在所难免。

　　一套制度如果屡遭诟病，只能说明它早已不合时宜了，到了功成身退的历史时刻了。改革司法体制以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了。司法不公，构建和谐社会无从谈起。司法正义是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最后一道防线不能固若金汤，正义就不能实现。

作者 余金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