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人民政府


重庆市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办法

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115号


（2001年7月12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84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预防和治理地质灾害，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保护地质生态环境，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地质灾害是指由于自然或人为因素诱发的各种地质作用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的危害，主要包括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地面沉降等灾害。
第三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地质灾害的预防和治理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地质灾害防治实行预防为主、避让与治理相结合的方针。坚持统一规划、综合治理；属地管理，各负其责；谁致害、谁治理，谁受益、谁参与治理的原则。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领导，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根据防治地质灾害的需要，安排资金，用于地质灾害的预防和治理。
第六条 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区县（自治县、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按照管理权限，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工作，接受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建设、交通、市政、移民、水利、环保、农业、林业、规划等工程建设项目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本部门因工程建设活动所造成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计划、财政、气象、民政等行政管理部门应积极协助做好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工作。
第七条 地质灾害致害人应负责治理，承担相应的经济与法律责任。
第八条 地质灾害监测、预警、调查、勘查、防治规划和治理所需资金应当纳入市和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财政预算，专款专用。
年度资金计划由市和区县（自治县、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编制，商同级计划、财政行政主管部门会审，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中有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地质环境的义务，有权劝阻、检举、和控告破坏地质环境、诱发、加重地质灾害的行为。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宣传、普及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增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防灾、救灾意识及能力。

第二章 规划
第十二条 市和区县（自治县、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地质灾害现状、动态监测成果及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气候等因素，组织编制地质灾害防治规划，报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并报上一级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地质灾害防治规划一经批准，必须严格执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修改。确需修改的，须按原审批程序进行。
第十三条 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应当包含地质灾害现状、防治目标与任务、地质灾害易发区的划定、预防治理措施、预期效果等内容。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将地质灾害易发区向社会公告，提供查询便利。
各级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城市规划区域内的地质灾害易发区列为规划慎建区，并在项目选址时进行控制。
第十五条 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地质灾害防治规划提出地质灾害防治年度工作计划和经费计划，商市计划、市财政部门审定后，由市计划行政主管部门下达投资计划，市财政部门下达经费预算。
区县（自治区、市）人民政府根据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制定本行政区域内地质灾害防治年度实施计划并组织实施。

第三章 预防
第十六条 地质灾害预防实行年度防灾预案制度。市和区县（自治县、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地质灾害防治规划、本行政区域内地质灾害现状和气象部门提供的短期气候预测结果，编制地质灾害年度防灾预案，报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地质灾害年度防灾预案应当包括，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预防重点；主要危险点的威胁对象与范围；主要地质灾害危险点的监测、预防责任人；巡回检查计划；主要地质灾害危险点的预警信号、报警方式；人员与财产转移线路及应急抢险措施等内容。
第十七条 建立地质灾害动态监测制度。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地质灾害监测机构负责因自然因素所造成的危害巨大的地质灾害点的监测及应急调查。
区县（自治县、市）地质灾害监测机构负责因自然因素所造成的前款规定以外的地质灾害的监测及应急调查，并接受市地质灾害监测机构的业务指导。
工程项目业主或物业管理和管养单位负责各自工程项目建设期和竣工使用后的地质灾害监测。规划、建设、交通、水利、移民等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加强对可能诱发地质灾害的工程建设活动的监督管理。
第十八条 建立地质灾害动态监测月报制度。市和区县（自治县、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按月将地质灾害监测月报报同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工程项目业主或物业管理和管养单位，应将地质灾害监测结果，按项目类别按月向当地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建立突发性地质灾害群专结合的监测预警体系和群测群防网络，切实执行地质灾害年度防灾预案、险情巡查、灾情速报、汛期值班等制度。
地质灾害易发区内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应当加强地质灾害险情的巡回检查，发现险情及时处理和报告。
鼓励单位和个人参与地质灾害监测，提供地质灾害前兆信息。对发现的危险点和群众提供的险情线索，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要迅速作出危险性、危害性判断，采取必要的应急措施，减少灾害损失。
对危险性、危害性大的高陡边坡，监测责任主体应加强险情排查并采取防治措施。
第二十条 市和区县（自治县、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划定地质灾害危险区，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告。
地质灾害危险区所在地区县（自治县、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设立警示标志。
第二十一条 实行地质灾害预报制度。预报内容主要包括可能发生的时间、地点、成灾范围及影响程度等。
地质灾害长期预报、重要灾害点的中期预报、区域性地质灾害趋势预报，由市地质灾害监测机构和气象台共同提出，经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和市气象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发布。
地质灾害的中期预报、短期预报、群众监测点的地质灾害预报，由区县（自治县、市）地质灾害监测机构会同当地气象台（站）或群众监测点提出，经同级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后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发布。
地质灾害点的临灾预报（含因工程建设活动诱发地质灾害的临灾预报）由监测责任人及时上报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当地人民政府，同时发布预警撤离通知。
除本条第二、三、四款规定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发布地质灾害预报。
第二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地质灾害危险区内的单位和居民，按照地质灾害年度防治预案的要求和地质灾害中长期预报，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防患于未然。对险情严重又确无治理必要的地质灾害危险区，要有计划地采取迁移单位和居民的避让措施。对地质灾害临灾预报范围内不愿立即撤离的单位和居民，可采取强制性措施带其撤离。
第二十三条 禁止在地质灾害危险区内从事与地质灾害防治无关的下列活动：
（一）建设居民点；
（二）新建、改建、扩建和临建建（构）筑物；
（三）采矿、爆破、切坡、破坏植被、堆载渣石；
（四）排水渗透、抽取地下水；
（五）可能诱发地质灾害的其他活动；
（六）侵占、损坏、移动防治地质灾害的设施和标志。
第二十四条 在地质灾害易发区内选址的工程项目、矿产资源开发项目、移民工程项目和其他可能引起地质灾害的工程项目，项目业主必须在申请选址前，委托符合国家规定资质条件的评估机构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并在实施前确定可靠的防治地质灾害工程措施设计。
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受理项目业主报送的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后，应对评估单位资质和评估程序是否符合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进行审查，并在7日内作出书面认定。
凡没有进行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或未考虑建设用地条件的，或虽经评估但未经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审查认定的，均不得批准用地和建设。凡没有防治地质灾害工程措施设计，或设计不符合要求的，均不得开工建设。
第二十五条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包括下列内容：
（一）工程建设可能诱发、加剧地质灾害的可能性；
（二）工程建设本身可能遭受地质灾害危害的危险性；
（三）工程建设适宜性结论；
（四）采取防治措施的建议。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机构不得提供虚假评估报告，并对评估报告的可靠性承担法律责任。
第二十六条 工程建设项目业主应向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及行业主管部门提供工程建设活动中防治地质灾害工程措施和监测的资料。地质灾害监测机构和气象台（站）应按有关规定，向国家机关提供地质灾害监测资料和相关的气象信息。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国家机关应相互支持、配合。
第二十七条 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有权对本行政区域内破坏地质环境、可能诱发地质灾害的各类活动进行监督检查。被检查的单位和个人应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资料。
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保守被检查单位和个人的技术秘密与商业秘密。

第四章 成灾处置
第二十八条 发生重大地质灾害后，当地人民政府应立即报告市人民政府及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并在12小时内书面报告应急处理情况。
工程建设活动直接诱发的地质灾害报市人民政府及工程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同时抄报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
第二十九条 地质灾害发生后，由各级人民政府按规定上报，报告灾情必须实事求是，不得虚报、瞒报。
第三十条 地质灾害灾情评估由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组织认定。灾情评估包括灾害影响范围、人畜伤亡、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灾度评定等。
第三十一条 地质灾害发生后，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应立即组织镇（乡）人民政府、当地有关部门展开应急调查，核实灾情，排危抢险；动员、组织灾区群众撤离危险区，维护灾区稳定。因工程建设活动诱发的地质灾害业主立即组织进行应急抢险治理。
第三十二条 灾情由各级人民政府统一组织对外发布。灾情数据未经核实，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公布。

第五章 治理
第三十三条 自然作用造成的地质灾害，由当地人民政府或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治理，受益人应当参与治理。
人为诱发的地质灾害，由致害人治理；致害人灭失的，由当地人民政府负责。两个以上致害人造成的地质灾害，按照过错责任分担治理责任。
工程建设活动诱发的地质灾害，由项目业主负责。工程建设项目业主缺乏治理能力的，可报请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治理，所需治理费用由项目业主承担。
第三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开展地质灾害治理工作。市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协调重大和特大级地质灾害的治理工作。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协调本行政区域内地质灾害的治理工作。镇（乡）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协助做好本行政区域区的地质灾害治理工作。
地质灾害的等级划分按国家规定执行。
第三十五条 地质灾害治理责任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提供地质灾害治理所需经费；
（二）制定或委托制定地质灾害治理方案；
（三）向有关部门报送地质灾害治理方案；
（四）承担或委托承担地质灾害治理工程。
治理责任人拟定的地质灾害治理方案，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设计规范，按规定的程序报市或区县（自治县、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地质灾害治理方案有重大变化的，必须报原审批机关审批。
第三十六条 申报国家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资金的项目，由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审核上报。
申报市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资金的项目，由区县（自治县、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受理申请，报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商市计划、财政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申报区县（自治县、市）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资金的项目，由区县（自治县、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受理申请，商同级计划、财政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批准。
工程建设活动中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按现有规定程序审批。
第三十七条 政府投资的地质灾害治理工程，除情势特别危急的外，应采取招标投标方式确定项目法人组织实施。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实行建设监理制度。
第三十八条 承担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勘查、设计、施工及监理业务的单位，必须取得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证书核定的范围内承揽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的勘查、设计业务，不得从事相应等级以上的地质灾害防治工程。
从事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勘查、设计、施工及监理业务，须到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办理项目登记备案手续。
第三十九条 国家、市人民政府出资的由自然作用形成的重大地质灾害勘查与治理工程设计，应经市级以上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出资的由自然作用形成的地质灾害勘查与治理工程设计，应经区县（自治县、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地质灾害易发区内工程建设项目的勘查、设计及工程建设活动所诱发的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的勘查、设计，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有关专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经审批的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设计方案应抄送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因三峡工程蓄水引起的滑坡（含坍岸）、移民迁建区的滑坡、高边坡防治工程，按国家有关部委制定的管理办法执行。
修改治理工程设计方案必须经原审批机关同意。
第四十条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的施工和建设监理，应由相应资质的施工、监理单位承担，并应有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的措施。
施工单位必须对突发性变异的地质灾害险情制定应急措施。
第四十一条 自然作用造成的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竣工后，由业主组织验收。验收不合格的，必须继续治理。
工程建设活动中的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竣工后，应与主体工程一起由业主组织验收，并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有关专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或未向行政主管部门备案，主体工程不得投入使用。
竣工验收后，业主单位应当按照《重庆市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办法》的规定，向城市建设档案馆（室）报送建设工程档案。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给予警告或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一）发生地质灾害时，拒不采取紧急防范措施的单位或个人；
（二）不按防灾预案要求承担监测预防任务；
（三）擅自发布地质灾害预报的。
第四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治理，并处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一）破坏地质环境及地质灾害勘查、监测、防治等各类设施的；
（二）违反地质灾害防治规划，擅自在规划区内勘查、开采矿产资源或进行工程建设，破坏地质环境或诱发地质灾害的。
第四十四条 单位和个人在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监测、勘查、设计、施工及监理活动中弄虚作假、降低工程质量的，责令改正，处以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降低资质等级或吊销资质证书；并由所在单位或其上一级行政主管部门对负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四十五条 工程建设活动造成的地质灾害，致害人没有及时采取治理措施的，由工程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治理；逾期不治理或治理不符合要求的，由工程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治理，治理费用由致害人承担，并可处以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停产停业；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四十六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其他行为，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予以从重处理。
第四十七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既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八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涉嫌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九条 本办法适用中的具体问题，由市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五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重庆市城市危岩滑坡防治管理办法》（渝府令第11号）同时废止。


2001年7月20日
韦伯宗教社会学思想片析
——《儒教与道教》读书报告

伍德裕

韦伯，是当代西方极具影响力的社会科学家之一，是社会学界的顶级大师之一。德国特色的大学制度造就了韦伯的博学多才——当然这跟他个人的努力与天赋有很大的关系——他对社会学、宗教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甚至连音乐等艺术科学都极有研究，学术涉猎范围很广。思想体现在著作上，他的著作自然也就富含多种学科思想的交杂，意涵十分丰富，学术视野开阔。以前曾读过韦伯的宗教社会学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书不算厚，但对于学术修养尚浅的笔者来说，读韦伯的书是一件苦差事，一本书往往要仔细阅读几遍才能粗窥全意。这次所看的《儒教与道教》尤觉更难，虽然书中写的大部分都是有关中国的内容，但看起来却似乎有点陌生，韦伯在其书中所描绘的是一幅大不同于我们惯常所见的中国的“历史图像”，这应该是韦伯独特的分析视角所致的吧。

一、韦伯宗教社会学研究概述
韦伯的学术成果中很显耀的是他对宗教社会学的研究，他一生致力于考察世界各宗教的经济伦理观，通过比较、分析来寻求世界各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与该民族的社会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一研究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开首，接下来陆续写出《儒教与道教》、《印度教与佛教》、《古代犹太教》及未完成的《伊斯兰教》，这一系列著作构成了韦伯的宗教社会学论集，集中体现了韦伯的宗教社会学思想。韦伯的这一宗教社会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探寻西方资本主义产生的宗教伦理根源。为什么只有在西方才产生了理性的资本主义，是因为西方的科学技术、商业贸易等比较发达吗？那为什么世界其他民族如中国、印度等也曾有过发达的科学技术、有过繁荣的商业贸易等资本主义所赖以发展的物质基础，却未能发展出资本主义呢？韦伯独具慧眼，他认为是宗教伦理在当中起着作用。“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在以往一直都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1# 西方之所以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在于西方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新教的伦理观，他的论据是新教尤其是卡尔文教的“上帝预选说”，该教义宣扬人是否得到救赎取决于上帝的意志，这意志是预定的而且无从获知，人们只有通过努力工作，克制自己的欲望，以工作上的成就来荣耀上帝，并以取得的财富来证明自己受到上帝的恩宠，是上帝所预定的“选民”。这种工作伦理无疑给人们的工作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创造了强有力的资本主义精神，正是在这种资本主义精神的推动下才造就了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完成了西方新教伦理的研究之后，韦伯转而研究世界其他主要民族的宗教伦理，他认为这些民族之所以没能发展出资本主义是因为受到了其所信奉的宗教伦理的制约。通过与西方新教伦理的比较，来证明，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确得益于基督新教的伦理观。

二、《儒教与道教》部分解读
以上是对韦伯宗教社会学的简单概述，接下来本文将重点放在《儒教与道教》这本书上。《儒教与道教》是韦伯继《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之后的研究成果，虽然书是以教派来命名，但是整本书不仅对宗教，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阶层等各方面的问题也都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全书大致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1~4章）#2#主要描述了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各层面的特性，并将之与西方及其他社会的相类层面作比较，这些方面基本是属于对中国与资本主义发展条件有关的物质方面的因素所做的分析。书的后半部分（5~8章）则集中分析了宗教方面的因素，这是对中国与资本主义发展条件有关的精神方面的因素所做的分析。韦伯论述的范围十分广泛，若要对其整本书作评析大概可以著成一本小书了，笔者不欲也无力如此，接下来的文字主要想对韦伯书中儒教部分的分析作一下梳理。
韦伯之所以把对儒教精神的分析放在后头是有其道理的。他在书的前半部分通过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社会学分析表明：虽然不稳定的货币制度、缺乏自主性的城市、家产制的国家结构、势力强大的氏族组织、实质主义的法律制度等等因素阻碍了中国社会的经济理性化进程，但是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也能找到对资本主义发展有利的积极因素，如：中国人具有举世公认的吃苦耐劳的精神、中国的商业行会比许多西欧国家更加强大和自治、十九世纪以来中国人口的巨幅增长、中国人没有基于出身的身份限制及可自由迁徙等。既然在中国社会中同时存在对资本主义发展有利也有弊的物质条件，那么单从物质条件因素分析是无法得出资本主义为什么没在中国产生的结论的，必须从精神层次来着手分析。
1、儒教的社会秩序观及其伦理的此世倾向
儒教作为盛行中国两千余年的正统教派，其所宣扬的伦理观对中国人的精神、思想有很深的影响。儒教的经典里宣扬的基本是入世的俗人的伦理道德。儒教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是，这个世界中，宇宙秩序是固定的不可违反的，人类所生存于斯的社会秩序不过是这宇宙秩序中的一个，而且可能是最好的一个。儒教肯定这个世界的秩序，俗世中的人所需做的只是去适应这个世界及其秩序与习俗。“只有当人能将一己融入宇宙的内在和谐之中，那么心灵的平衡与帝国的详和方可且当可获得”#3# 俗世中的人应当小心谨慎，克己守礼，抑制由狂欢、极乐的活动所引发的非理性情感，因为那样会对秩序的和谐与平衡造成破坏。
韦伯认为，任何一种以其理性的要求而与世界相对立的宗教都会在某一点上与世界的非理性处于紧张的状态。但是这在儒教中不存在。“中国人的灵魂从未受过先知革命的洗礼，也没有属于个人的祈祷。”#4# 从来未有一个超世的提出伦理要求的上帝作出伦理的预言，因此在中国从未出现与现世的紧张对峙。儒教认为人性本善，其伦理观中从来没有原罪的概念，儒教徒看不到尘世行为与彼世报答、与宗教救赎之间的任何紧张性，因此也就谈不上通过不受纯粹的传统与习俗约束的内在力量去影响生活方式的问题，也谈不上什么救赎的观念。这样就使儒教丧失了对现实世界提出超越要求的内在精神动力。儒教的任务在于适应此世，他们眼中没有清教徒的救赎观念。这使得儒教的伦理观带有一种很强的此世倾向。“中国的宗教——无论其本质为巫术性或祭典性的——保持着一种此世的心灵倾向。”#5# 儒教徒所追求的是“他在此世的命运——为了长寿、为了子嗣、财富，以及在很小的程度上为了祖先的幸福”#6# ，这些是他们此世奋斗的终极目的。与儒教的这种对世界的随和态度相对，清教伦理与世界处在一种强烈而严峻的紧张状态之中。清教徒对超世的上帝负有宗教的义务，在他们的伦理观中都有原罪这个概念，他们认为人在上帝面前无一例外都是堕落的，世界是个罪恶的渊薮，清教徒应该做的是抑制自己的欲望，尽自己的努力辛勤劳作，把自己的职业看成一种天职，改造这个世界。他们只有通过努力工作来荣耀上帝，以自己辛勤劳作所获得的财富来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其将在灵魂上获得上帝的救赎。
2、儒教伦理的“担纲者”——士的性格对经济理性的阻碍
韦伯认为宗教的经济伦理观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有其社会中的阶层基础，也就是说，宗教伦理都有其“担纲者”。虽然“打造出某一经济伦理之独特面相的决定性阶层，会随着历史的流转而变更。某一阶层的影响力也从来不是完全绝对的。”#7# 但是，“我们通常还是能指出某些阶层，其生活样式对于诸宗教而言，至少是关键的。”#8# 中国的士人阶层便是儒教的担纲者，他们熟读儒家经典，并对世俗的官僚职务抱有很大的兴趣，他们通过科举制度的选拔进入统治阶层而享有政治权力，在社会上享有高度的特权地位。换个角度说，他们之所以能进入统治阶治，是因为他们对于儒教思想的熟谙。因为“惟有精通文献与传统的人，才被认为是够资格在仪式与政治上，正确地指导国内的行政，以及君侯正确的卡理斯玛生活样式的人。” #9#
儒家的教育在于使学生的心灵完全融入经典之中，从经典的陶冶中获得一种内化的理想性格及德行。达到合于经典所要求的圆满与完美，便成了每个儒教徒的最高憧憬。他们只有深入经典之中，通过不断地学习及领悟，在经典的陶冶下使自己的性格及德行臻于完善。在将自己调适于世界的过程里，士人是以一己的修为为目的，而不是以一己为达成某一功能目的之手段。士人认为他们自己是各方通达的能人，因此他们排斥职业的专门化，尤其鄙夷基于追求利得的经济生产上的专业化。士人的这种排斥专门化的立场阻碍了官僚体系功能的专门化，也阻碍了需要专门化的经济企业朝向理性化的发展。
以上两点是笔者在阅读韦伯著作的过程中觉得儒教伦理体系中阻碍资本主义产生最重要的两点制约因素，当然还存在着其它一些因素，如儒教的和平主义性格对政治资本主义发展的阻碍等，相对上述两点来说重要性较小，不再详述。

三、一点小评论
对学术修养尚浅的笔者来说，谈要对学术大师韦伯的著作进行评论似乎有点自不量力，笔者但求在读韦伯的书时面对这么庞杂的分析不致曲解他的思想，并能从中汲取其思想精华就足够了。不过，笔者还是愿意谈谈自己在读书过程中的一些感想。
首先，笔者对韦伯写这本书时所利用的文献资料很感兴趣，他所采用的文献，有些是中国古代经典书籍的外文译版，有些是华裔学者在国外发表的中国研究论文，有些是外国学者或传教士对中国研究的文章，文献资料及其有限。而且，这些文献是否能成为研究中国的可以依靠的资料尚值得怀疑，比如中国古代经典的外文译版是否存在对经典的曲解，外国学者、华裔学者对中国的研究是否是对中国真实情况的反映等。韦伯从未到过中国，他想完成一部对中国经济、政治、宗教等各方面都涉及的大论著，只能“电视转播式”地通过对这些有限的资料的利用来进行其研究，想必难度也不小。他的论著究竟是否基于这些材料的范围之内，还是经过了自己主观的演绎拓展，如果有，会不会产生偏差。
其次，韦伯的著作中似乎洋溢着一种对西方理性主义的“过分”自豪，以至于他甚至觉得中国的象形文字也是一种非理性的东西，只有西方的拉丁字母才是具有理性的——“中国文字一直保留着图像的特色，并未理性化为地中海商业民族所创造出来的拼音字母的形式”#10# 他甚至以为，中国文字在“结构上的异常理性的物质，使得中国的语文无法发展诗与系统性的思维。”#11# ，虽然他罗列了一大些理由，但是我想提出质疑的是，西方的文字既然更具理性，是否意味着它在表达上更具优势——在同样的时间里相对汉字能表达出更多的内容，抑或更易理解，还是语言在表述上更加无懈可击不至引起歧意……我想这些都不至于吧。至于他认为中国的语文无法发展诗与系统性的思维，我就更加无法理解了，否则，中国流传了几千年上百年的古诗词在我们口中读起来是那么的琅琅上口、意境优美，难道只是我们的错觉吗？当然，这些细节与主题似乎关系不大，笔者言此的目的是想问，韦伯的这种对西方理性的主观上的过分自豪感难道不会影响到他对中国情况研究的客观性吗？



注：
#1# 引自 韦伯著 丁晓、陈维纲等译 《宗教社会学导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三联书店1987版 P15；
#2# 第五章士人阶层归入宗教层面分析为宜，因为士人阶层是儒教伦理的“担纲者”；
#3# 引自 韦伯著 康乐、简惠美译《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版 P220；
#4# 同上 P208；
#5# 同上 P210；
#6# 同上 P210；
#7# 同上 P463；
#8# 同上 P463；
#9# 同上 P168；
#10# 同上 P185；
#11# 同上 P185。



参考文献：
韦伯著 康乐、简惠美译 《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版 ；
韦伯著 丁晓、陈维纲等译 《宗教社会学导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三联书店198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