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法家以法为本的法治理论

刘成江


　　自东周王权旁落后，社会秩序甭坏，社会开始转型，由奴隶制国家向封建制国家过渡，面对这种剧变，新旧问题日益突出，社会和人民的痛苦更形强烈，因此知识群体都在追寻解决之道，诸子百家齐放，各有主张，法家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产生的。
综观法家历史，法家的产生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的管仲和子产，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与慎到等人继其后，最终韩非集大成者，综合与总结了以前法家所取得的成果及经验教训，提出了“以法为本”的法治理论，建立起法、术、势相统一的法家思想体系，从而使法家思想系统化。在法家学说中对中国古代法律最具影响的就是法家“以法为本”的法治理论。下面笔者将对此理论进行分析、探讨。
　　一、法家关于法的概念
　　法家是首先用“法”字来代表法律这种特殊社会规范,他们反对“礼治”，提倡“法治”。而中国最早将“法律”二字连用,也是从法家开始的。法家认为法是由君主或官府制定执行的以刑为核心的、所有民众都必须遵守的成文行为规范。在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是最维护法制和重视法律作用。关于法律的一些认识，法家在其理论中有这样的描述：管子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 意思是法律具有公平正直性，如同量长短的尺寸,正曲直的绳墨,称重量的衡石等,如同度量衡一样,作为衡量人们行为是非的客观准则。法家强调法的客观性、平等性,试图据此为社会建立客观、公正的行为规范,要求法“不别亲疏,不疏贵贱”。法家对法律的这些论述，已经触及到法律的本质。法家认为法律是约束人们行为的，公平的，为“以法为本”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谓之法。”;商鞅也说:“法者,国之权衡也”。

　　二、法家的以法为本理论的内容
　　（一）要求制定成文法
　　法家认为要实行法治就必须首先有法。法律制订以后,既然要人们遵守,就必须以成文的形式予以公布,并力求做到家喻户晓。商鞅指出:“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偏能知之;为置法官,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令万民无陷于险危。” “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故法莫如显。……是以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不独满于堂。” 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郑国子产的“铸刑书”,邓析的“竹刑”,晋国的“铸刑鼎”。在公布成文法运动的基础上,战国时期的封建法制进一步完善,法家代表人物魏相李悝的《法经 》便是其典型代表和集大成者。
　　法家对于制定法律也是有规律可循，对法律的制订有如下的原则：第一,必须“当时而立法” 法家要求法律的制订要“法与时移,禁与能变”，“随时而变,因俗而动”。按照现在的眼光看来是指，立法要适应时代的要求和社会的实际，这和我们今天制定法律的规律相同，是要结合现实条件。第二,必须考虑人们是否力所能及,“毋强不能”,否则“令于人之所不能为”则“其立废”,“使于人之所不能为”则“其事败”。因此,立法者不能立禁太多,“求多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令多者其行寡”。这一点来讲，法家在当时无疑是具有重大进步意义的。
　　（二）要求法律具有绝对的权威
　　强者非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诛也“国有常法,虽危不亡”。他们所注意的是法律,是“以法治国”,“缘法而治”,有功必赏,有过必罚,何种行为该赏,何种行为该罚,完全是一种客观的绝对标准,不能因礼而异,不能因人而异,处于一种随机的状态，必须有统一的法律,一刑,才能使人守法,维持公平。为了使法律有效地实施,法家还提出了重刑的主张。这也是其以法为本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如商鞅指出:“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民不敢试,故无刑也”。韩非子中对此作了解释:“公孙鞅之法也重轻罪。重罪者,人之所难犯也;而小过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无离其所难,此治之道。夫小过不生,大罪不至,是人无罪而乱不生也”。韩非还对重刑所具有的杀一儆百、维护社会秩序之一般预防作用作了详细说明:“夫重刑者,非为罪人也。明主之法,揆也。治贼,非治所揆也;治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刑盗,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故曰: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此所以为治。重罚者,盗贼也;而悼惧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于重刑?”可见,在法家看来,重刑是达到法治的一个重要手段。重刑并不只是针对某一罪犯,而是要威慑全体民众,“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以刑去刑”,重刑的提出以及实践让法律在当时得到保障，树立绝对的权威。以此达到树立法律的权威。在诸子百家中法家是最维护法制的学派，法家通过严格的赏罚制度保证法律的施行：奖赏依法办事的人，用重刑打击违法行事的人，使法律具有绝对的权威。法家主张“法治”,反对把国家的兴亡治乱完全系于“圣主、贤主”身上,反对儒家的礼治，不相信一两个人的力量足以转移社会风气,不相信圣明的君主，坚决反对有治人,无治法,人存政存,人亡政亡的办法。法家所需要的是必然之治,使社会长治久安,而不是随人而治，因人而兴衰的治国方法。法家主张,“治国使众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故贫者非不欲夺富者财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成江
　　　　　　　　　　　　　　侦查人员的出庭作证问题
　　　　　　　　　　　　　　　　　　——以“情况说明”为视点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七条第二款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侦查人员自己也可以要求出庭说明情况。经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人员应当出庭。这一规定的发布意味着在我国侦查人员要不要出庭作证已不是需要争议的问题，而是应该如何构建的问题。
一、“情况说明”的概述及证据属性分析

所谓“情况说明”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的侦查部门以单位名义就刑事案件中存在或者需要解决的问题提供的工作说明、工作情况、说明等的总称。按照内容的性质可以将其分为关于刑讯逼供的、查找未果的、案件来源的、抓获经过的、不能鉴定比对指认辨认原因的、案件管辖的、证明主体身份的、通话记录的、自首立功的，等等。

情况说明到底属于哪一种证据种类？笔者认为应当要运用证据的三性和法定的八种证据的种类特征才能对其进行准确的定位。

大部分的情况说明不属于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关于查找未果的情况说明与案件的主要事实没有关联；对于案件来源的情况说明，是电话报案等，那么录音直接作为试听资料，是知情人报案，那么就由报案人作为证人出庭即可；关于不能鉴定比对指认辨认原因的，此原因应由法定的鉴定人、辩护人出具；关于证明主体身份的情况说明、通话记录的情况说明，证明主体身份的证据应当由有权制作身份证明的主体如派出所、电信部门以书证的形式证明。

少量的情况说明属于证人证言。关于自首、立功的情况说明属于侦查人员基于职权所知的案件的量刑情节，符合证人的条件，应该作为证人证言采用；关于未刑讯逼供的情况说明，这属于侦查人员是否合法性的程序法事实，侦查人员作为了解案件程序事实的人也应该作为证人证言使用。关于抓获犯罪嫌疑人经过的情况说明，通过侦查人员说明具体的抓获经过刻意判断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这属于对案件实体法事实的论述，也属于证人证言。

由此可见，在司法实践中，大部分的情况说明不能成为法院定案的根据，应当被限制使用。只有少部分情况说明可以被作为证据中的证人证言使用。

二、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范围界定

（一）实体法事实

在犯罪现场目击的犯罪发生的事实，侦查人员在抓获现场目击了整个犯罪事实，他就应该向人民法院说明作证。抓获犯罪嫌疑人的经过等犯罪嫌疑人到案、破案的事实，如果侦查人员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或者接受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那么在法庭审理时反对该问题出现争议而证据不足时，侦查人员就应当省法庭说明，以查实被告人是否存在自首、立功、未遂等量刑情节。侦查人员通过秘密侦查手段获得的事实，秘密侦查手段一般都是在犯罪嫌疑人不知情的条件下进行，也不存在第三者在场见证，因此在审理时就要求侦查人员必须就其秘密侦查行为的合法性进行说明。

（二）程序法事实

侦查人员通过现场勘验、搜查、扣押、辨认、鉴定、侦查实验等行为收集证据的过程。讯问的手段和过程，如果辩方声称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时侦查人员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的，在存在合理依据下，侦查人员应当出庭与被告人进行对质，以判断口供的真实性。

三、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身份确定

（一）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符合证人作证的范围

《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规定证人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知道案件情况，二是能辨别是非并能够正确表达。关于自首立功、抓获经过的情况说明是与案件定罪量刑紧密联系的实体法事实，属于证人作证的范围。关于取证行为是否合法的情况说明属于争议的程序问题，涉及证据的可采性，进而影响案件的定罪量刑。

（二）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不违反证人的不可替代性

证人具有不可替代性。侦查人员一旦担任了某项案件的侦查工作，他就成为了了解案件情况的特定人，此时他就成为不可替代的人。

（三）实践中情况说明的证据属性决定了侦查人员可以作为证人身份出庭

由于少部分情况说明符合证据的三性，而被作为证人证言采用。基于直接言词原则的要求，这部分书面的情况说明应被侦查人员出庭所代替，因此侦查人员是以证人的身份出庭作证。

由此法律明确规定侦查人员是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这符合证人的基本特征和司法实践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