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善意取得制度要发生原所有人的所有权消灭，而受让人取得所有权的法律效果，因此，各国的法律都规定了严格的条件。从《物权法》第106条的规定看，我国善意取得制度的构成要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善意取得的对象可以是动产，也可以是不动产，还可以是其他物权。学说通识，动产的公示以占有为原则，以登记为例外。采取占有为公示方法的动产，始有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不动产借助登记的公信力来达到维护交易安全的目的，这与采纳占有的公信力原则来维护交易安全的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相去甚远。因此，各国通例皆将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范围限定于动产。然而，《物权法》却没有采取各国通例，将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了不动产，甚至包括其他物权。《物权法》之所以突破各国通例，将不动产纳入善意取得的范围，是因为不动产虽然采取登记的公示方法，相对于动产而言，受让人误认为占有人为所有人的概率要小得多。但是，由于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渡时期，许多不动产登记制度尚未完善，如在房屋预售的过程中，存在“一房二卖”，甚至“一房多卖”的情况，导致许多购房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作为不动产的登记制度，其目的就是向社会公众宣示其物权所有的一种法律制度，对所有权人是一种依赖。但是，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不动产登记体系（尤其是在我国广大农村，房产登记制度几乎是一片空白），不动产登记存在很多瑕疵，如不动产共同共有关系中，不动产物权仅登记在一个或部分共有人名义之下；虚假登记，这种情况在我国比较普遍，比如实际购买人出于种种原因将所购买的房产登记于亲戚朋友名下,尔后又转卖于善意第三人；当事人利用登记工作人员的不正当关系，违法进行不动产登记变动从而擅自处分了他人的不动产等等。可见，在不动产交易中同样会因登记错误、疏漏、未登记等原因发生无权处分问题。因此，作为不动产受让方的第三人也同样存在是否知情即是否善意的问题。如果不动产交易中第三人取得不动产是出于善意，则从保护善意第三人和维护交易秩序的目的出发，应当允许第三人获得该不动产的所有权。也正是基础此种考虑，我国的《物权法》将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范围由动产扩大到了不动产。

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动产都适用善意取得制度。(1) 禁止和限制流通的动产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因为善意取得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交易安全，促进财产流转，其前提是这些财产能够在市场上自由流通。如果转让的财产是法律禁止和限制流通的，如毒品、剧毒物、爆炸物、倒卖国家不允许自由买卖的珍稀动物以及国家重点保护的文物等，其交易行为本身就是违法的，不能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因此，善意取得制度不可能去保护一种非法交易的所谓的安全利益。 (2) 被查封的财产也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财产被查封后，当事人的处分权受到限制，如将财产转让他人，将破坏查封的效力。因此，第三人即使是善意，也不应取得所有权。(3)某些具有人身性质或重大感情价值的财产也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一般而言，原所有人的损失可以通过无权转让人赔偿的方式得到补偿，但类似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奖章、祖传家物等与所有人具有身份上或特殊感情联系的财产，除非善意第三人归还，否则其损失是无法得以补偿的。从善意第三人方面而言，他也没有理由非拥有这些财产不可，他可通过替换或赔偿恢复损失，故此类特殊财产不能适用善意取得制度。(4) 赃物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对受让人善意取得赃物的处理，既是司法实践中十分棘手的问题，又是人们生活中普遍关心的问题。

笔者认为确定善意取得的首要原则是要权衡受让人和失主的利益，如何认定必须有一个严格的条件。现在市场经济很不规范，行政管理也没有跟上，是否能使用好这一制度还是值得考虑。在实际中，公安机关处理这些案件往往会被置于两难的境地。例如，最棘手的盗脏车辆的问题，经常发生的例子是公安机关破了案子输了官司——追到赃车，返还买主，失主诉公安；退还失主，买主告公安。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赃车难以追缴。通过近几年的实践看，盗赃物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是弊大于利。而且由于我国法律严格禁止销售和购买赃物。即使买受人在购买赃物时出于善意，也不能因此取得该物的所有权。对于赃物，不论该物几经转手，所有权人均有权请求最后占有人返还。因此，笔者认为立法者可能是基于以上原因考虑，才在《物权法》回避了这一问题，没有明确规定盗赃物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2、受让人取得财产时出于善意。善意取得以受让人的善意为条件。善意是相对于恶意而言的，如果受让人在取得财产时具有恶意，则不适用善意取得。但是，关于善意的标准和善意的举证问题，《物权法》第106条对此却没有进行界定。

首先，善意的确定。善意，恶意的对称，指不知情。也就是说，善意是人的一种主观心理活动，不显于外部，难于猜测。由于善意只是受让人取得财产时的一种心理状态，这种状态很难为其他人所得之。因此，笔者认为由于善意是而且只是受让人在领受财产时的一种心理状况，这种心理状况又很难以为他人所知，法律上要对其进行全面的求证和界定更是难上加难。在确定受让人是否善意时，一般采用“非恶意及善意”的推定方法，即除非有证据证明受让人主观上存在恶意，否则，就推定受让人在领受财产时不知，也不可能知道转让人无转让财产的权利。但是，采用这种推定方法确定受让人是否具有善意时，应考虑当事人从事交易时的一些相关因素，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是否有偿、交易价格的高低、交易的场所和环境、转让人的形迹是否可疑等等。具体而言，如果受让人在受让物品的价格明显低于同类物品的市场价格，那么转让人很可能是无处分权人；如果受让人在非公开的场所，尤其是在“黑市”上购买二手货的，那么受让人可能是恶意的；如果转让人在转让财产时形迹可疑，那么往往表明其是恶意的。

其次，关于善意的举证问题。由于对善意的确定采取的是推定的方法，因此，如果让受让人就其是否出于善意进行举证，则加重了受让人的负担，不利于对善意第三人的保护。通说认为，应当由原权利人举证证明受让人是否具有恶意，如果原权利人不能证明受让人为恶意的，根据“非恶意及善意”的原则，推定受让人为善意。

最后，关于善意的确定时间。《物权法》第106条明确规定，受让人的善意限于领受财产时，即让与人交付财产时受让人须是善意的。至于受让人取得财产后，是否是恶意，则不影响善意取得的效力。但是，如果受让人在领受财产以前出于恶意，一般推定其领受财产为恶意，不适用善意取得。

3、转让人必须是无权处分财产的人。如果转让人有处分财产的权利，那么其转让就是有权合法的转让，也就无所谓的善意取得的问题。因此，善意取得的另一个前提条件是转让人是无权处分财产的人，即转让人的行为是一种无权处分行为。所谓的无权处分行为是指转让人没有处分财产的权利而实际上从事的法律上的处分行为，且这种处分行为以转移所有权为目的。无权处分行为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转让人自始至终无处分权，还有一种是本来转让人有处分权，但后来因某种原因丧失了处分权。

4、受让人以合理的价格有偿取得。善意取得适用应以有偿取得为前提条件。因为，在许多情况下，无偿转让财产本身就表明财产的来源可能是不正当的，而一个诚实的、不贪图便宜的受让人在受让财产时，应当查明财产的来源，如果不经调查就无偿受让财产，则本身就是善意的，或者说是有过失的。受让人在领受财产时，必须向让与人支付相应的财产或者金钱，无偿取得财产时，不能即时取得所有权。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产转让一般是以对价为条件的，这是财产转让的一般规律，违反这一规律的财产转让，就可以引起人们对该项交易是否善意的合理怀疑。不仅如此，在有偿取得的前提下，其价格是否合理，也是衡量受让人首领财产时是否善意的标准之一。

5、受让人必须通过交换取得财产。受让人取得财产必须是通过买卖、互易、债务清偿、出资等具有交换性质的行为实现的，否则不适用善意取得。因为善意取得制度的目的在于保护交易安全，如果不是通过交易行为取得的财产，也就不存在善意取得的问题。因此，在确定善意取得的要件时，必须要求受让人取得的财产是通过买卖、互易、债务清偿、出资等具有交换性质的行为实现的。如果受让人通过交易以外的其他方式如继承、接受遗赠、盗窃、抢劫、先占等取得财产的，则不能产生善意取得的效力。

6、受让人已经实际领受标的物。法律设立善意取得制度最终是保护山以受让人即时取得财产的所有权或他物，因此，发生所有权的转移是善意取得条件之一。根据《物权法》的相关规定，有些财产的转让，是以登记为生效要件的，如不动产；而有些财产的转让时不需要登记就能发生所有权转移的法律效力的，如动产。因此，《物权法》第106条规定，在需要进行转让登记的情形下，以登记的时间作为财产所有权转移的时间标志。在不需要登记的情形下，占有的转移是适用善意取得条件之一。因为善意受让而取得权利，是占有效力的表现。因此，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对于动产而言，需要受让人已经实际占有；对于不动产而言，受让人应当已经办理了登记。否则，均不产生善意取得的效果。

（作者单位：江西省新建县法院）
谈机动车辆保险合同增加免责条款的法律效力

近年来我国的保险事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机动车辆的增多，投保绝对数量的增大，机动车保险占保险市场份额比较大，但由于我国大多数人对保险认识不足，投保量仍有限，机动车发生赔偿事故增多，加之多种因素的影响及保险赔偿和保险成本的提高，部分保险企业出现亏损，保险人为防止亏损，规避高额的索赔，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增加免责条款，因机动车辆发生事故引起的保险合同赔偿纠纷也增多，特别是2003年起机动车辆保险条款和费率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如何认定保险合同中增加免责条款的法律效力，是正确处理好这类案件的关键。
一、机动车辆保险合同中增加免责条款的内容是格式条款
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的协议。当前我国机动车辆保险合同条款都是依法经批准并事前制定成因定的格式。但各保险分公司在实际经营中，自己另外增加免责条款，例如：增加附加险铁路道口险种或者在保险单中特别约定栏内拟定“汽车与火车发生碰撞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作为特别约定等，致使各地机动车辆保险条款不一致。机动车辆保险合同中增加免责条款的内容是保险人未与投保人协商，单方决定的，而且长期和重复，并针对不特定的投保人使用，因此，机动车辆保险合同中增加免责条款的内容是格式条款。
保险人在机动车辆保险单中增加免责条款的内容系发生特别约定的事项后，保险人免除赔偿责任，被保险人无权获取赔偿的问题，该免责条款是在基本条款外设定的实体权利义务，用于限制和排除被保险人实体权利，同时免除保险人实体义务的约定，对投保人关系着其投保合同的目的能否实现，直接影响双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保险人以其自己事先拟定的格式合同形式，约定免除自己责任的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对格式合同包括格式条款进行了全面、整体的定位和规定。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对格式条款作了确切的定义。合同法中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此规定是对格式条款的内容及拟定者的义务加以规范，提请注意必须达到足以使相对人注意到其免除或限制其责任条款的存在，该项义务的履行必须是在合同订立完成之前。格式条款必须体现和确立公平原则，确立当事人之间相应的权利和义务，保护格式合同中处于弱势的一方当事人的权利，限制制定格式合同一方凭借其优势对另一方当事人权利限制的盘剥，格式条款免除提供格式条款一方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条款无效，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确认该条款无效或予以变更。
二、增加责任免除条款未明确说明的，违背了保险合同的公平、诚实信用原则
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合同。“最大诚信原则”既是对投保人的要求，也是对保险人的要求。按照该原则，投保人必须如实向保险人就保险标的的危险状况等重要事实作诚实的口头表达或书面陈述；保险人必须向投保人就保险合同的内容，特别是保险合同中约定的有关保险人的责任免除条款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因为投保人对保险业务比较陌生，有可能不知道免责条款的存在，或者不了解免责条款的法律意义，保险人应当采取合理方式提请投保人注意责任免除条款或者限责条款。
投保人向保险人投保的目的是为将来可能发生保险事故时，获得赔偿，投保人对免责条款享有知情权，保险人有义务向投保人作完整详细、客观、真实的说明，保险人作出说明时，不仅能提醒投保人阅读有关保险人的责任免除条款或者限责条款，而且应当对该条款的内容、术语、目的以及适用等作出说明，保险人不得隐瞒责任免除条款或者限责条款。如果保险人事先不明确说明，就违反了保险法的诚实信用原则，同时也违背了投保人投保的初衷真实意思，只有保险人向被投保人明确说明，使投保人明确其投保的法律后果和法律意义，由投保人作出选择决定是否投保，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反映投保人的真实意思。否则，违背了保险合同的公平、诚实信用原则，也违背了投保人投保的真实意思。
三、保险合同中的增加责任免除条款未明确说明的不发生法律效力
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过程中处于优势地位，并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可能事先拟订一些不利于被保险人的格式条款，为保护不特定多数投保人的利益，要求保险人对保险合同条款有说明的义务，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条款的内容，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保险人免除责任条款的，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新修正为第十八条）规定：“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如何理解该条规定的“明确说明”是处理案件的关键所在。保险人一般以打印在保险单正面上的特别约定栏内的“免责条款”和保险单正面上明示告知栏内的“详细阅读所附保险条款，特别是有关责任免除和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的部分”，证明保险人已经尽到了明确说明的义务。而被保险人往往认为保险人没有尽到告知义务。
如何认定保险人是否已经尽到了“明确说明”的义务呢？2000年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法研[2000]5号的批复对保险法第十七条（新修正为第十八条）规定的“明确说明”应当如何理解的问题进行了司法解释，该司法解释指出：这里所规定的“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之前或者签订保险合同之时，对于保险合同中所约定的免责条款，除了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明确说明必须符合两个条件：第一、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第二、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因此，保险单正面上明示告知栏内的内容只能认定为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符合第一个条件。保险公司仅凭在保险单上的特别约定和明示告知内容，不足以证明尽到了明确说明的义务，因此，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
四、机动车辆保险条款是机动车辆保险合同的惟一法定条款
1997年8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银发〔1997〕358号《关于加强机动车辆保险业务管理的通知》中指出：各保险公司必须严格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机动车辆保险及其附加险的条款和费率开展保险业务，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不得变更条款内容，不得直接或变相降低保险费率。
1999年1月6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保监产[1999]2号发《关于重申机动车辆保险市场管理有关规定的通知》中指出，为打击机动车辆保险业务中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规范机动车辆保险市场的经营行为，重申：凡经营机动车辆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必须严格执行中国人民银行下发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未经中国保监会批准，各公司一律不得更改保险条款和变更保险费率。因此，机动车辆保险合同不同与其他的合同，机动车辆保险条款是机动车辆保险的法定条款，具有惟一性和固定性，应当严格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机动车辆保险及其附加险的条款和费率开展保险业务。根据此规定机动车辆保险合同不能依当事人自由协议约定变更合同的内容，该法定条款没有制定特别约定栏的内容。本案中保险人自己制定特别约定栏的内容，其合同法律关系不变，但，由于该特别约定的内容系在机动车辆保险的条款以外增加的内容，该内容相对保险人来说是免除自己的赔偿责任，而相对被保险人来说是排除其获得赔偿的权利，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与中国人民银行下发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规定的权利义务失去了同一性，机动车辆保险合同的内容发生了变更，超出了机动车辆保险的法定条款，与保险法和有关保险规章是相抵触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的基本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制订；保险公司拟订的其他险种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应当报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备案。为规范机动车辆市场行为，督促保险公司稳健经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根据《保险法》的有关规定，制定了机动车辆保险条款，并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同时对机动车辆保险条款作出解释。机动车辆保险条款费率无论是全国性的保险公司，还是区域性保险公司，其所经营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费率是一致的、惟一的。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８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决定,第一百零六条改为第一百零七条，修改为：“关系社会公众利益的保险险种、依法实行强制保险的险种和新开发的人寿保险险种等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应当报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审批。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审批时，遵循保护社会公众利益和防止不正当竞争的原则。审批的范围和具体办法，由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制定。第二款为“其他保险险种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应当报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备案。”因此，2003年1月1日各财产保险公司推出了机动车辆保险条款费率管理制度的改革措施，这次改革的重点是继续完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费率管理制度，促进市场价格机制的形成，稳步推进保险条款费率的市场化，但市场化绝不是自由化，保险企业必须依法经营，保险消费者要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为此，原保监发[2000]16号机动车辆保险条款不再实行，改由各财产保险公司自己制定保险条款费率，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备案，并向社会公布。各财产保险公司自己制定的保险条款费率均不相同，内容十分丰富，基本险和附加险险种比原机动车辆保险险种有所增加，打破了过去机动车辆保险条款费率惟一性的格局，但机动车辆保险条款费率应当报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备案，不得随意制定只有利于自己的条款。
综上，机动车辆保险合同中增加免责条款未明确说明的，增加免责条款无效，机动车辆保险合同是必须报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备案，各分公司擅自增加免责条款的内容是违法的，在机动车辆保险合同中增加免责条款的，该免责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

张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