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萍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萍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萍乡市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细则（暂行）的通知

萍府办发〔2010〕1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萍乡市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细则（暂行）》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各县（区）、各部门要及时掌握情况，认真研究解决在实际操作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具体执行过程中遇到的有关重大问题，要及时向市政府报告。
　　
　　
　　
　　 二○一○年一月十三日
　　萍乡市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实施细则（暂行）
　　
　　 为保障群众基本用药，减轻医药费用负担，扎实有序地建立和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发〔2009〕6号）、《国务院关于印发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的通知》（国发〔2009〕12号）、卫生部等九部委《关于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意见》（卫药政发〔2009〕78号）和《中共江西省委、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赣发〔2009〕9号）、《江西省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方案（暂行）》（赣府厅发〔2009〕96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基本药物是适应基本医疗卫生需求，剂型适宜，价格合理，能够保障供应，公众可公平获得的药品。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部配备和使用基本药物，其他各类医疗机构也都必须按规定使用基本药物。
　　 第二条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对基本药物的遴选、生产、流通、使用、定价、报销、监测评价等环节实施有效管理的制度，按照国家的要求，做好与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医疗保障体系衔接等工作。
　　 第三条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遵循以下基本原则：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把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放在第一位；坚持立足市情，确保基本药物制度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坚持公平与效率统一，政府主导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相结合；坚持近期重点改革任务与远期制度建设目标相衔接，分阶段实现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目标。
　　 第四条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按照全市统一领导、各县（区）分级负责、部门指导协调、多方共同参与的工作模式，强化各级部门职责与协调配合。
　　 第五条成立萍乡市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工作小组，在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下,负责全市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相关政策的制定及贯彻实施。
　　
　　 第二章目标任务
　　 第六条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总目标是：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用药，促进医药卫生事业全面健康协调发展，维护健康公平，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
　　 第七条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具体目标是：
　　 （一）2009年12月底前,在全市19所乡（镇）中心卫生院、所有政府举办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确保2010年初全部到位。包括参加省级集中网上公开招标采购、统一配送，全部配备和使用基本药物并实现零差率销售，同时实行财政性补偿。
　　 （二）到2011年，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全市所有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保证基本药物的生产供应和合理使用，药品价格得到合理有效的控制，降低城乡居民基本用药负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基本药物需求。
　　 （三）到2020年，建立起以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为主体的、覆盖城乡，规范、完善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并与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医疗保障体系相衔接，保证人民群众能够及时获得安全有效、剂型适宜、价格合理、能够保障供应的基本药物，保证基本药物的规范合理使用。
　　
　　 第三章目录管理
　　 第八条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部配备和使用基本药物目录内药品。在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初期，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确需配备、使用非目录药品的，由市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工作小组初审后报省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工作小组组织专家论证，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可配备、使用。
　　 第九条非目录药品的遴选。按照防治必需、安全有效、价格合理、使用方便、中西药并重、基本保障、临床首选和基层能够配备的原则，结合我市及县区财政承受能力和基本医疗保障水平、疾病谱变化、基本医疗卫生需求和科学技术进步等情况从严控制。
　　 第十条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增加使用非目录药品具体品种。从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甲类）范围内选择，确因地方特殊疾病治疗必需的，也可从目录（乙类）中选择。增加药品应是多家企业生产品种。
　　
　　 第四章 生产储备
　　 第十一条建立基本药物生产供应保障体系。在政府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进一步规范基本药物的生产流通，完善医药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规划，推动医药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医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第十二条完善区域内药品储备制度。对临床必需、价格低廉、用量不确定、企业不常生产、不可替代的基本药物要确保周期内储备量，满足区域内应用需求。
　　
　　 第五章 采购配送
　　 第十三条政府举办的医疗机构使用的基本药物，全部参加以省为单位集中网上公开招标采购。充分依托现有资源，执行以省政府为主导的药品集中采购相关机构实施的方案，包括基本药物集中采购和招标选择配送企业。基本药物集中招标采购周期原则上一年一次。
　　 第十四条其他非政府举办的医疗机构基本药物采购方式暂由审批发证的相关部门确定。零售药店基本药物采购方式暂由企业按市场规律向符合条件、有质量保证的药品生产经营企业采购。
　　 第十五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中麻醉、精神药品、免疫规划疫苗、免费治疗的抗结核药、抗麻风病药、抗艾滋病药、抗疟药、计划生育药品以及中药饮片等基本药物采购配送仍按国家有关法规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基本药物由中标的药品生产企业直接配送或委托中标的配送企业统一配送。药品配送企业及配送费用经招标确定。全市在中标的配送企业中选择3家（其中省级配送企业2家，市级配送企业1家）配送药品。
　　 第十七条加强基本药物购销合同管理。生产企业、经营企业和医疗卫生机构按照《合同法》等规定，根据集中采购结果签订合同，履行药品购销合同规定的责任和义务。合同中应明确品种、规格、数量、价格、回款时间、履约方式、违约责任等内容。卫生行政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督促检查。
　　
　　 第六章配备使用
　　 第十八条建立基本药物优先和合理使用制度。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部配备和使用国家基本药物；在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初期，确需配备、使用非目录药品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非目录药品销售额不超过药品总销售额的30%，非目录药品使用品种不超过药品使用品种总数的30%。其他各类医疗机构也要将基本药物作为首选药物，并达到一定使用比例，具体使用比例按照省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执行。医疗机构要按照国家基本药物临床应用指南和基本药物处方集，加强合理用药管理，确保规范使用。
　　 第十九条医疗机构应建立健全药事管理机构，完善医师处方监督检查和审核制度，加强医师基本药物合理使用的培训，鼓励医师优先合理使用基本药物，规范基本药物临床使用，发挥临床药师参与临床药物治疗和规范临床用药行为的作用，为药物治疗的合理、安全、有效提供保障。
　　 第二十条患者凭处方可以到零售药店购买药物。零售药店必须按规定配备执业药师或其他依法经资格认定的药学技术人员为患者提供购药咨询和指导，对处方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进行审核，依据处方正确调配、销售药品。
　　
　　 第七章价格管理
　　 第二十一条完善和规范政府调控与市场作用相结合的基本药物价格形成机制。加强价格监督管理，健全基本药物价格监测管理体系。全市政府举办的医疗卫生机构认真执行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根据招标形成的统一采购价格、配送费用、药品加成政策和基本药物具体零售价格。实行基本药物制度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按购进价格实行零差率销售。
　　
　　 第八章补偿报销
　　 第二十二条建立并完善基层医疗机构补偿机制。适当提高基层医疗机构技术服务价格。落实政府投入政策，进一步加大政府补助力度，弥补基层医疗机构药品零差率减少的收入。补助资金按基本药物实施情况、基层医疗机构前两年实际利润和定编医务人员三大要素测算，统筹安排。财政补助资金采取上年度预拨，下年结算办法实施，以后年度政府补助经费根据运行情况适当调整。财政补助经费按省政府规定由省、县（区）级财政按6:4比例分担。财政补助经费与财政其它补助经费统筹用于基层医疗机构房屋修缮、设备维修和人员经费支出，医务人员的工资水平与当地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水平相衔接。
　　 建立基层医疗机构基本药物制度绩效考核体系。县级卫生行政部门应以基本药物使用和医疗服务质量为核心，对基层医疗机构进行考核，财政补助经费的拨付与考核结果挂钩。基层医疗机构应以服务质量、工作数量和医德医风考评为核心，对职工个人进行考核，个人工资性收入与考核结果挂钩。
　　 加强财政补助资金管理。县级卫生行政部门在坚持预算管理权不变、资金所有权和使用权不变、财务审批权不变的前提下，按照“集中管理、分户核算”的原则，对全县乡镇卫生院财务管理进行会计核算和监督，努力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第二十三条国家基本药物全部纳入《江西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药物目录》和《江西基本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报销比例比非基本药物提高10个百分点。
　　 第二十四条建立基本药物费用合理分担机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中使用的基本药物费用，纳入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统筹安排；基本医疗服务中使用的基本药物费用分别由政府、社会和个人合理分担。按照国家医疗保障有关规定，结合我省财政能力，提高基本医疗保障对基本药物的支付水平，降低个人自付比例，引导广大群众首先使用基本药物。
　　
　　 第九章质量监督
　　 第二十五条强化医药企业质量安全意识，落实企业作为药品质量安全第一责任人的要求，严格执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GSP)，全面加强对原辅料采购、投料、生产、验证、仓储、销售、运输等环节的管理。加强对高风险品种生产的监管，加大重点品种的监督抽验力度，杜绝不合格的基本药物进入流通和使用环节。
　　 第二十六条加强基本药物质量安全监督。对基本药物实行定期质量抽检，并向社会及时公布抽检结果；加强和完善基本药物不良反应监测，建立健全药品安全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完善药品召回管理制度，保证用药安全；建立信息公开、社会多方参与的监管制度。
　　
　　 第十章考核评估
　　 第二十七条建立萍乡市实施基本药物制度成本效益评价和考核制度。对基本药物制度实施的效果和成本效益进行分析评估，把基本药物的价格降低程度、给群众带来的实惠，对基层医疗机构运行、医生行为造成的影响等作为主要考核内容。
　　 第二十八条加大对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基层医疗机构医疗质量管理和公共卫生服务效率的考核力度。考核结果与财政补助和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各地要定期对制度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将基本药物制度实施纳入当地医改工作考核内容，将政府考核与社会监督结合，促进基本药物制度不断完善。
　　
　　 第十一章组织实施
　　 第二十九条萍乡市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工作小组由市卫生局、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监察局、市财政局、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部门组成。工作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市卫生局，承担市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工作小组的日常工作。
　　 第三十条强化部门责任与协调配合。卫生部门负责对医疗机构基本药物采购、配送和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改部门负责基本药物价格政策及零售价格制定与价格执行情况监督检查；财政部门负责制定和落实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补偿政策，保证资金到位；劳动保障部门负责基本药物支付政策和工资绩效管理政策制定和执行；食品药品监督部门负责基本药物生产、配送企业资质认定，对基本药物进行质量监管；监察部门负责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全过程监督检查，并对违法违纪行为进行查处。其他部门通力协作，密切配合，承担相关职责任务。
　　 第三十一条各县（区）人民政府要加强对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组织领导。
　　 第三十二条各县（区）根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结合当地实际，落实政府责任，切实履行职责，搞好统筹协调，完善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补偿机制，落实财政补助政策，并与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政策衔接一致。
　　 第三十三条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一项全新的制度，要加强合理用药宣传与教育工作，提高全民对基本药物的认知度和信赖度；要加强对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相关政策宣传解读，争取社会各界理解、配合和支持；要结合制度的实施做好舆论宣传与教育引导工作，形成共同推动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合力，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第十二章附则
　　 第三十四条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英美法上第三人精神受刺激案型的处理
　　　　　　　　　　　　　——以第三人派生的请求权与独立的请求权及其关系为视角

　　一、问题之提出

　　侵权行为发生后，除了直接给被侵权人带来损害外，往往还会导致第三人遭受损害。此处“第三人”是相对的概念，即相对于某一侵权损害赔偿关系而言。例如，在“林玉暖案”中，张某殴打曾某，致其头部受伤倒地，血流满面。张某的行为无疑对曾某构成侵权—侵犯身体健康权，因此，在张某和曾某之间形成侵权损害赔偿的法律关系。相对于张某和曾某之间的侵权损害赔偿关系而言，曾某的母亲林某为第三人，而曾某为直接受害人。林某因目睹其子被殴打致血流满面而精神受刺激，以致昏厥。由此，张某对曾某的侵权行为给第三人林某带来了损害，既有财产上的，如支出医疗费；也有精神上的，如精神痛苦。[1]

　　第三人若请求侵权损害赔偿，不外乎两个途径：或者以直接受害人被侵权为理由，请求侵权人对自己赔偿；或者仅以自己被侵权为理由而要求损害赔偿。在第一种情况下，除了损害之外，其他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免责事由）皆以直接受害人和侵权人间的关系为判定依据。例如，若直接受害人与有过失，则在一般侵权责任中，可导致侵权人对第三人的责任减轻；而在后一种情况下，第三人实际上主张自己也是直接受害人，但是与原先的直接受害人相比，并非同一个法律关系中第一直接受害人和第二直接受害人的关系，而是在另一个法律关系中的直接受害人。若不惮被用词扰乱理智，上述两种途径不妨称之为：自身遭受损害的第三人作为第三人请求损害赔偿，[2]其请求权是派生的（derivative or dependent），以及第三人作为直接受害人请求损害赔偿，其请求权是独立的（non-derivative or independent）。

　　侵权法中，第三人若主张对自身损害的赔偿，原则上应主张侵权人对其自身构成侵权，此点应为显明之理。在特殊情形下，法律明定第三人可就针对他人的侵权行为主张对自身的损害赔偿。例如，《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18条第1款规定：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的，可以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同条第2款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关于第1款中的“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其一，死者近亲属主张的是对自身精神损害的赔偿，而非死者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让与或者继承；其二，被侵权人是指死者，而非死者近亲属。[3]在我国，若被侵权人因侵权而死亡，死者近亲属虽非直接受害人，作为第三人可享有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其为死者支出的医疗费或丧葬费等合理费用亦可要求侵权人赔偿（《侵权责任法》第18条第2款）。若侵权行为只导致被侵权人受伤，而非死亡，则伤者的近亲属作为第三人并无精神损害赔偿之请求权。其为伤者所支出的医疗费或者为照顾伤者所支出的误工费，从《侵权责任法》第16条和第18条的规定来看，也不能作为第三人向侵权人主张赔偿。[4]为防止侵权人不当获益，此时，第三人为受伤的被侵权人所支付的医疗费应计算在被侵权人的财产损害范围，由被侵权人向侵权人主张损害赔偿。[5]至于被侵权人和支出了医疗费的人（不限于近亲属）之间就所支出的医疗费应如何处理，应按照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来确定。[6]

　　第三人以他人被侵权为由主张对自身损害的赔偿，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原则上不应准许。如“林玉暖案”中，依据我国的现行《侵权责任法》，林某作为被殴打致伤的曾某的母亲不得以曾某被侵权为由要求侵权人张某承担对自己的损害赔偿责任。但是，法律并未排除林某以自己被侵权为由请求损害赔偿的可能。在该案中，法院即以林某的健康权受侵害为由，支持了林某的赔偿（为治疗自身而非曾某而支出的）医疗费、护理费和伙食费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案例编选者将法院的判决定位在对有关死者近亲属作为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之法律规定的扩张解释，实际上完全混淆了前文所述的第三人（该案中的林某）作为第三人的派生的请求权和作为直接受害人（林某的健康权受侵害）时的独立的请求权。

　　当第三人因他人被侵权而遭受损害时，若主张自身亦被侵权而提出独立的损害赔偿请求，应具备怎样的条件？抽象地回答此问题应十分简单，即针对该第三人，行为人的行为满足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即可。但是，第三人所主张之独立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是否应受法律关于该第三人派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影响？两者间的关系如何？如前所述，依据我国司法解释，死者近亲属对导致死亡的侵权人，享有派生的请求赔偿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权利。在法律已经规定上述派生的请求权的前提下，设若死者近亲属另以其对死者的身份权受侵害为由，主张导致死者死亡的行为人对自己构成独立的侵权，其行为符合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或《侵权责任法》第6条），并进而要求损害赔偿，是否有理？或者，假设死者近亲属如“林玉暖案”一样，因目睹致死现场而精神受刺激，从而主张导致死者死亡的行为人对自己构成独立的侵权，应赔偿自身所受损害，是否有理？假如答案为“有理”，那么，责任的成立和范围是否受法律有关死者近亲属派生的请求权之规定的影响？若有影响，是怎样的影响？

　　这些问题都深值研究，且不乏比较法上的参考资料。笔者希望在介绍英美法有关第三人精神受刺激（Nervous Shock）应如何处理的法律和学说的基础上，发掘出其间可资借鉴的意义，并结合我国的现行规定，为我国侵权法中第三人（尤其是近亲属）损害应如何处理的问题作条理化的解答。但是，笔者认为，若要真正了解英美侵权法就第三人精神受刺激案型如何处理，必须将其放在前文所述的第三人损害的大框架中进行考察；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笔者看来，若要使就英美侵权法上第三人精神受刺激案型的研究对我国法律的解释适用有助益，这种考察尤为必需。[7]以下，本文首先考察英美侵权法中第三人受有损害时的派生的请求权，其次考察英美侵权法中有关第三人精神受刺激案型的判例与学说，并从第三人派生的请求权和独立的请求权之间所具关系的视角出发，探明其中可资借鉴的意义。最后，就我国的第三人精神受刺激及相关案件类型应如何处理，提出笔者的见解。

　　二、英美侵权法中第三人的派生的请求权

　　英美侵权法中第三人的派生的请求权可分为直接受害人被侵权致死和仅致伤两种情况。首先讨论前者。

　　普通法针对人的死亡和侵权请求权的关系有两条限制：一是一个人的侵权请求权随其死亡而终结，且不得由生者继承；二是一个人被侵权致死，生者不得以其死亡对自己构成损害为由而要求侵权人赔偿。前一个限制涉及的是死者的侵权请求权的让与或继承问题，不涉及第三人损害的问题，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8]后一个限制针对的是生者作为第三人以死者被侵权为由提起的赔偿自身间接损害的请求，涉及的是第三人的派生的请求权。因此，第三人若以导致死亡的侵权人同时也对自己构成侵权—例如，使自己精神受刺激—为由提起赔偿请求，虽然也有限制（下文将阐述），但不在此限制之列。

　　依据普通法中的上述限制，“如果一个孩子，其父母被侵权人过失杀害，并因此而失去了唯一的抚养渠道和父母可能提供的照顾与安慰，将不拥有任何诉因，从而，从侵权人的观点看，杀死一个人比抓伤他代价更小。”[9]受限于普通法的先例约束，解决这种不公平的任务由立法来完成，即分别为解除前述普通法的两条限制而形成的英美侵权法中有关死者的两大类立法：死后存续法（Survival Statutes）和错误死亡法（Wrongful Death Statutes）。和本文相关的主要是后一类立法—在英国以及移植英国法的国家，名称通常为致命事故法（Fatal Accidents Act），此类立法赋予死者近亲属等第三人得以死者被侵权致死为由而请求赔偿自身所受的间接损害。英美法系中的立法和各国的政策选择有紧密的联系，因此，不同国家关于侵权致死案件中第三人可要求赔偿的损害范围不尽相同。下文主要选择英国的《致命事故法》作为阐述对象。

　　1846年，英国议会出台了《致命事故法》，又称坎贝尔勋爵法（Lord Campbell's Act），并历经1864、1959和1976年的修订过程。依据1976年的《致命事故法》第1（A）条，如果不法行为（wrongful act）导致他人死亡，尽管受害人死亡，不法行为人仍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英国法官丹宁勋爵对此种赔偿责任的性质有如下描述：假设（实际已经死亡的）受害人还活着，他有请求赔偿的权利，那么，在受害人死亡的情况下，他的遗孀和孩子就有此权利。“就责任（liability）—而不是赔偿（damages）—来说，她们取代了他的位置”。[10]所谓责任上的代位，应指侵权责任的构成以死亡的受害人为基准，因此，若有受害人同意等免责事由或侵权行为和死亡之间欠缺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死者的近亲属即使有损害也得不到赔偿，且受害人的与有过失也会相应地导致赔偿额缩减。[11]所谓赔偿上并非代位，应指损害赔偿额的计算应以死者近亲属而不是死者为基准，因此，虽然经济损失是以死者的预期净收人减去其预期应有的消费额计算—这是死者若活着给近亲属带来的收入，但是原告（死者近亲属）必须是“确实在经济上依赖于死者（提供收入）”（in fact financially dependant on the deceased）的情况下，才可获得上述经济损失的赔偿。[12]

　　1982年英国《司法行政法》第3条（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ct 1982, section 3）为1976年《致命事故法》增加了一项内容（the Fatal Accidents Act 1976, section 1（A）），即死者近亲属等享有要求3500英镑—2002年被改为10000英镑—的“丧亲（之痛）赔偿”（damages for bereavement）的请求权。英国议会下属司法委员会在其对司法部2009年的民事法律改革草案进行立法前审查的报告中认为：应当明确，丧亲之痛的赔偿，其真正的功能不在于对侵权人的惩罚或者对生命本身的价值的认可，而是对失去亲人的悲伤（grief）和亲人陪伴所产生的精神利益的丧失（loss of the non-pecuniary benefits）之认可。[13]丧亲之痛赔偿请求权的确立，通过立法，改变了普通法对第三人丧失亲人所产生的悲伤和痛苦等精神损害不予赔偿的传统。

　　若侵权行为并未导致受害人死亡，只是使其受伤，受伤者本人自有请求赔偿的权利。本文关注的是诸如伤者近亲属等第三人是否有请求赔偿的权利，其依据又何在。依据历史上的英国普通法，丈夫对致其妻子受伤的侵权人有请求赔偿其配偶利益丧失（loss of consortium）的权利。该配偶利益丧失是个总称，其中既包括财产性质的利益丧失，如配偶提供劳务利益之丧失（loss of services）以及为配偶治病支出的医药费等，也包括非财产性质的利益丧失，如配偶提供陪伴利益之丧失（loss of society），该项配偶提供陪伴之利益涵盖了妻子提供给丈夫的情感的关怀和性的满足等利益。另外，父亲对致其孩子受伤的侵权人亦有请求赔偿因孩子不能提供劳务之（财产性）损失（loss of services）的权利，但不包括孩子不能提供陪伴之（非财产性）损失。[14]普通法的上述历史中，妻子和孩子成为男人的某种财产。[15]英国和美国的侵权法都没有一直延续这样的历史，但改变的途径有所不同。英国通过立法彻底废除了普通法中的上述制度，[16]美国一些州的改变和英国一样，即丈夫和妻子都不再能对第三人主张配偶利益丧失的请求权，另外一些州则保留了上述普通法，但将上述丈夫的请求权扩张至妻子也同样享有。至于孩子的请求权，许多州则仍持保守态度，不承认孩子因父母受伤而有请求赔偿的权利。[17]

　　以配偶一方被侵权受伤时另一方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为例，在美国一些州保留配偶利益丧失请求权（action for loss of consortium）的情况下，为防止侵权人双重赔偿，往往需要伤者就身体受侵害提起的诉讼和伤者配偶就配偶利益丧失提起的诉讼进行合并。如前所述，配偶利益丧失中包含了为受伤配偶支出的医药费，但如果在受伤配偶就身体受侵害提起的诉讼中确定可就该笔医药费得到赔偿，则在另一方就配偶利益丧失提起的诉讼中就决不能包含此项费用的赔偿。[18]在英国取捎配偶利益丧失请求权的情况下，原本可由未受伤的配偶所主张的赔偿项目—如为伤者支出医药费以及因伤者不能从事家务而增加开支等—可直接由伤者本人要求赔偿，侵权人不得主张伤者因有配偶的支出而未受有损失。[19]就财产性损失而言，英美的不同一般只在于：在英国，伤者和伤者配偶因伤者被侵权而产生的经济损失，一律由伤者请求赔偿；而在美国一些州，则可同时由伤者和伤者的配偶请求赔偿，但赔偿项目不得重复。在1984年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有关人身损害赔偿的报告中，将这两种不同的方法分别称之为“赔偿给受害人（的方法）”（the remedy in favour of the victim）和“第三人（请求赔偿的）方法”（the third party approach）。[20]就非财产性损害而言，在笔者看来，英美的不同更具实质意义。因为，与支出医药费等不同，不可能将未受伤配偶方的精神损害也算在伤者本人的损害之内，所以采用“赔偿给受害人”的方法时，侵权人无须就伤者配偶的精神损害进行—哪怕是通过给予受害人而实现的间接的—赔偿。

　　总结前文所述，可得一简明结论：以配偶关系为限，[21]就目前的法律现状而言，侵权致人死亡，不论英美，大都认可死者近亲属的财产损失赔偿请求权和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22]侵权致人受伤，在英国，伤者近亲属并无财产损失赔偿请求权和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而在美国一些州，伤者近亲属则有财产损失赔偿请求权和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并且，近亲属的赔偿请求权都具有派生的性质，即以死者或伤者被侵权为由提起的针对自身损害的赔偿请求权。[23]

　　三、英美侵权法对第三人精神受刺激案型的处理

　　以行为人侵权致人死亡为例，如前所述，英美普通法不承认死者近亲属的损害赔偿请求，但制定法介入，赋予死者近亲属因直接受害人死亡而产生的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的赔偿请求权。该项赔偿请求权属第三人派生的请求权，即请求权人可要求行为人赔偿损害，但无需主张其对自己构成侵权。如果死者近亲属以行为人对自己构成侵权为由主张独立的请求权而要求赔偿，前述制定法有关派生的请求权的规定对其是否应构成制约？从事理来看，自然应构成制约，即在死者近亲属派生的请求权中处理的行为和损害，不应在其可能的独立的请求权中再被处理，否则，会使行为人重复赔偿，也会使不同的请求权之间界限不清。[24]在笔者看来，这正是理解英美侵权法中第三人精神受刺激案型的关键。以英国法上的行为人侵权致人死亡并造成死者近亲属精神损害为例，《致命事故法》中第1（A）条赋予某些死者近亲属“丧亲之痛”的赔偿请求权（action for bereavement）。此条规定处理的行为和损害分别是不法致人死亡和因亲人逝去而产生的悲伤以及陪伴的丧失。因此，在死者近亲属提起独立的请求权时，其所主张的行为人的不法行为应当不是或不只是“不法致人死亡”，其所主张的损害也应当不是或不只是“亲人逝去而产生的悲伤以及陪伴的丧失”。当死者近亲属以精神受刺激为由主张导致直接受害人死亡的侵权人对自己构成过失侵权（negligence）—英美侵权法中一种独立的侵权类型—时，一般称之为“精神受刺激”（nervous shock）案型（之一种）。在此类案型中，不法行为和损害如何界定？上述这些问题正是下文将要考察的内容。

　　以英国为例，对第三人精神受刺激案型的处理，可分以下三点来说明。[25]

　　（一）心理疾病之要求

　　第三人虽然精神受刺激，若未导致心理疾病（psychiatric illness），则不予救济。此种心理疾病须是确实可验证的（positive），单纯的悲伤、痛苦或其他通常的情感（normal emotion）不在其内。[26]

　　如果一个人身体受到了伤害—不包括伤害的危险，那么普通法的救济方式中含有针对悲伤、痛苦以及欢愉之丧失的精神损害赔偿，此点无须多言。[27]但是，此处第三人精神受刺激是指该第三人身体并未受到伤害，但却因目睹近亲属受伤或死亡惨状等原因而受精神刺激，并由此产生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28]如果亲人因被侵权而死亡，如前所述，制定法对于相关第三人（如死者配偶）的悲伤、痛苦以及亲人陪伴之欢愉的丧失等精神损害已有救济，因此，在笔者看来，在第三人精神受刺激案型中，对如此程度的精神损害不予救济当在情理之中。如果亲人因被侵权而受伤，如前所述，制定法明文取消了普通法中相关第三人的请求权，因此，在第三人精神受刺激案型中，法官对于因亲人受伤而产生的悲伤、痛苦等精神损害不予救济，自属当然。[29]

　　或许，可以认为：若非目睹死伤惨状，第三人（如死伤者的配偶）的悲伤和痛苦不至于如此严重，因此，对其因目睹死伤现状的悲伤和痛苦仍应予以救济。接受此说法，可得一结论，即在第三人精神受刺激案型中，死伤者的近亲属若要寻求普通法上的救济，其精神损害应比一般的因亲人逝去或受伤造成的情形—前文所谓“通常的情感”—更严重。在笔者看来，这正是英国法的逻辑。只不过，英国法要求须更严重到伴随心理疾病的程度而已。因为，若未严重到伴随心理疾病的程度，则很难分辨近亲属的精神痛苦是单纯因亲人死伤而生，抑或是因目睹死伤惨状而生。

　　（二）“初级受害人”与“次级受害人”